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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头不止一次说过，冯记在食堂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也就是说，其他的大官从来就没消停过，在这个“后院”一不高兴就训人，就发威，他就战战兢兢。
冯记一来就叫他“大叔”，叫得老毕头好高尚了，好荣耀了。老毕头不敢“䞍受”这份荣耀，冯记叫他心安理得，说：“我父亲就是厨师出身，你就是比我大一岁，也是叔叔辈。”
老毕头能不高兴嘛，满脸的褶子笑得像一团扇贝。乡政府有这样的一把手，能不和谐吗？农民有了责任制，全乡一片欣欣向荣……
老毕头怎么也想不到，那天中午过后，党委副记告诉他和其他炊事员暂时回避一下，县里来人要在食堂开会。打这以后，老毕头这个大好形势，自觉不会再来，
开什么会？在食堂？怎么不在会议室？
县组织部来了两位大员，他们先找冯记秘密谈话，时间很短就结束了。随后，召集所有机关党员到食堂集结，都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到这里来。这和老毕头的三个问号保持了一致性，神秘得很啊。那时候我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也有老毕头那三个问号在脑袋里翻来覆去。后来明白了，食堂在办公楼较远的后院，很僻静，就是为了减小对党的形象的影响。
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从食堂里出来的人，个个脸色有些阴沉，戚戚喳喳地边走边悄声议论，惋惜之情尽数流露。
当天，几乎全乡的乡村干部都知道了，冯记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错误的性质基本与老史相类同。经县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免除冯记的党委记职务，取消县长候选人的资格，调离乡政府机关，到县林业局做一般工作人员。
冯记走了，老毕头好不黯然，直到现在他也弄不明白：怎么可能呢？
他笑得虽然没有冯记时代那么开心了，但依然在笑。有冯记对他的尊重，后来的接任者哪能就那么快收回对他的“荣耀”啊。
“大叔”的故事，一直成为这里的美谈，也记住曾经的冯记。他留给这里一个很好的风气，尊重人格的风气。
“天生我材必有用”。大约四年后，冯记再次受到县委的器重，东山再起，负责新民一个开发区的全面工作。
老毕头的疑问不无道理啊。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有时候会把各种颜色的染物染成一个颜色，有时候也会把所有的颜色漂白。现在的社会依然是个染缸，不过，染出的颜色参差不齐了，斑驳陆离了，那才叫真正的染缸，社会应该五彩缤纷，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冯记所以能“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大概就是自己把自己漂白出来了，再次闪亮登场。
冯记走后，罗家房乡政府的政治舞台没有了主角，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真空状态。后来，县委责成党委副记吴维新主持政府工作。那么，吴维新何许人也？原来的乡长是谁？他怎么不主持党委和政府的工作？
4 如毛的上司（农场风波）（5）
4如毛的上司（农场风波）（5）
代理乡长吴维新，行伍出身，比冯记还大几岁，早年在供销社工作。他的面孔与郭记如出一辙，一个模式的冷漠。他不吸“洋烟”，习惯使用烟斗，很大的烟斗，于是就有了“吴大烟袋”的绰号。那是褒扬他，老传统不变，和广大群众心连心。和烟斗配套的还有他一贯的穿戴，朴实、洁净。表面上看，也是个土改干部，好像“大老祖”领导时代又复辟了。
和郭记比较，吴乡长很沉稳，少言寡语，不怎么爱批评人。他和老史也有某些相同之处——没有一个贴近他的人，是他不愿意接近别人，有点自持清高，因之，下边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
代理终归是代理，吴乡长很清楚，他也不甘于长期代理下去。
郭记心中很清楚，心里最不服他的就是吴维新，他不愿意为郭记“歌功颂德”。在吴维新的心中，郭记是他晋升的最大的障碍。郭记在县委那没给吴维新说过一句好话，但也没说过坏话。有时候还在众人面前，郭记就旁敲侧击吴维新，“你比我都能耐”，吴维新呵呵一笑，完成了一次心照不宣的对决。
现在他是代乡长了，没有郭记的阴影，那转正还是问题吗？好好表现表现吧，圆满完成县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就是了。于是，他开足了马力，挂上高档，全速前进，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是卓尔不群。经过反复运筹，一件让上下都瞩目的项目上马了；一个可以取消“代理”两个字的程序编制出来了。这就是他要兴办乡政府机关农场。
那个时候，农场是块诱人的肥肉，对此个个垂涎欲滴，趋之若鹜。对内，体现领导对同志们的关怀；对外，是一个吸引上层的靓丽名片。
郭记在的时候“关怀”做的很小。什么关怀？年年让老毕头给食堂下几大缸大酱，免费供大家在就餐时食用。老毕头的大酱算得上“开坛十里香”，闻名遐迩。当时的县委记赵纯厚来罗家房临走时都要带上一些，可见“关怀”的意义该有多么的深远。
全县都知道，赵纯厚与郭记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绝不是说大酱就是他们密切的粘合剂。但是，这说明一个事实——那时候讨好上级领导的成本很低，领导的胃口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吴维新要办农场，那白花花的大米得顶多少缸大酱的价值啊？有句顺口溜说得好，“要送礼，拿大米”，大米是最得力的沟通感情的大使。
无奈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冯记走了，人心好像散了，散得如同两年前的生产队，人倒是不少，出力的却不多。机关干部一到农场干活的时候，便是“门可罗雀”了。100多人的机关，只有几个临时工之类的干部到场，叫吴乡长一筹莫展。
我那时年轻，又有一把力气，又毫不吝啬，天天出满勤，回回干满点。多数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党委委员以上的，个个股站室的大小头目，都公务在身，难以脱身，很少看见他们劳动的身影。
眼看就要插秧了，可那稻田地里畦埂还没修呢，吴乡长大为光火。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吴乡长专门召开一个会议，让大家发言表态，征求意见。会议的主题是，农场办还是不办，吴乡长开宗明义！
说是征求意见，其实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让你按他的意志表态。你要提出相悖的言论，看我怎么拿你试问，他态度杀气腾腾，毫不掩饰。所以会议的气氛让大家很不舒服，有几个愿意为他人拿大米作嫁衣裳的？苦劳是我们的，功劳是他一个人的。
会场显得很冷清，好比吴乡长的脸。有谁愿意带头表态？愿意言不由衷？凡是遇上这样的会，大都以不吱声为上上策。说反对的话，得罪领导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违心顺从领导的旨意，等于拍马屁，不得人心，人格荡然无存。
我是个急性人，平时就是“倔”字当家，“实”字为人，自然话一出口就不会模棱两可。我说我说两句，吴乡长示意我发言，会场更是鸦雀无声了，都想听听我要说什么。
我说，这农场办还是不办，我说的不算数。我接着问吴乡长，如果是劳动改造，我天天参加，不迟到也不早退。要是为了大家谋利益，秋后分大米，我不参加任何劳动，大米我一个粒也不要！请吴乡长告诉我！
话音未落，吴乡长的脸色就很难看了。等我发言结束了，气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沉默了一两分钟，也没有第三者为他打圆场，包括党委委员以上的同志。等吴乡长的气憋足了，再也憋不下去了，终于恶狠狠地道出两个字，“散会！”
大概他头一次碰钉子，而且很疼痛，甚至痛定仍然思痛。不久，就传出来农场解体的消息。
吴乡长不走运，倒不是因为我给他当头一棒。“代理”两个字犹如长在他脸上的恶疮，怎么治也治不掉。就在他期盼不治自愈的时候，“代理”两个字终于没了，恢复了原状——仍旧是副乡长。
他做半年代乡长后，上级派来了新的乡长，吴乡长退居二线，成了调研员。
接替他的乡长姓赵叫赵国林，对吴乡长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在宣布吴乡长退居二线的机关大会上，赵乡长十分郑重又十分虔诚地表示：
“……吴乡长出行优先用车，其他领导，包括我用车在其后考虑……”
这就是说，假如赵乡长是皇帝，那么吴乡长就是太上皇，可见赵乡长是多么的谦虚。这句潜台词不难理解，大家都心领神会。不过，吴乡长确实有自知之明，退居二线后，从来没有用过乡里的车。赵乡长也有“自知之明”，吴乡长能用他的车吗？就好比吴乡长能坐赵乡长办公室的椅子吗？尽管你真诚地让他去坐。
吴乡长退居二线后，还是一派军人风范，每天里都是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什么职责？一个一般机关干部的“职责”：遵守工作时间啦、和领导保持一致性啦、开会准时到场啦、学习积极参加啦……有时也去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临时性的工作，比如：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农村有个习惯，大概是尽人皆知的吧（其实除军队以外都如此）。那就是，不管是正乡长还是副乡长，一律称乡长；不管是正记还是副记一律称记，以此类推约定俗成。再就是即使你退休了，别人对你的称呼依然是你感到最得意的那种。按此惯例，“吴副乡长”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他的，而叫他吴乡长。这很重要，否则就是对他的不恭，甚或有贬低人家的味道。
称呼是极其重要的，赵乡长就把第四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作，交给了重要人物吴乡长。
吴乡长授命于天，身体力行，既挂帅又出征。在全乡动员大会上，吴乡长慷慨激昂，表示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