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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贺头是不是建在，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他不去村上看报纸了，仅仅是年龄大了吗？
那次没把我置于死地就算是造化了，还当什么组长啊？我也后悔不该不听红卫兵的最高指示，闹出一场虚惊来。清醒的时候就想，天即使塌下来，我之所忧又能奈何？“促生产”永远也不能促进“革命”，“促生产”险些成了革自己的命了，作茧自缚！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张记也因天天酗酒，酒后无德，疏于朝政而遭革职。他喝酒没有一点的节制，从监狱回来就喝。什么酒他都敢喝，贫下中农的喝，满月酒也喝，甚至“地富”的酒也敢喝。他不怕“混线”，我是记我怕谁？
刚从监狱回来喝，尽人理解，结束牢狱之灾值得庆贺。后来接着喝，人们更是理解，老婆回来了，大喜。
他在监狱时，老婆不能养活一帮孩子，“嫁人”了，和本队一个姓朱的老光棍同居多年。那时的人讲良心，老婆“不愿意”离开姓朱的，说那是忘恩负义。姓朱的满脸的皱纹，形体猥琐，斗大的字不认识一麻袋，怎么和潇洒倜傥的张记相提并论啊！后来经热心人说和，彼此都解放了“传统守旧”的思想，破镜重圆啦。
再后来的喝酒，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几起几落，致使他内心矛盾重重，难以走出如何做人和做官的怪圈，烦闷又苦恼，唯有“借酒浇愁”。他真的很后悔，后悔走错了许多步好棋，心甘情愿地整过好多好人。在喝酒的言谈中，他想过向人家赔礼道歉，但清醒后就推翻了。他说，道歉是无济于事的，“疮好了，疤瘌还在。”下野后，他消沉了许多许多，自以为毕生的精力已经耗尽枯竭，更是想以酒来激活仅有的一丝希望，他希望历史重新再来！
历史不会再来，生活却在无情地延续着，就像他一天到晚的程序——
无论是生产队时的“大帮哄”，还是实行分田到户的责任制以后，张大叔都是早上默默地去地里干活，晚上悄悄地回到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生怕有人来讨债似的。那是他很少喝酒了，体力难以驾驭酒力，囊中羞涩难以沽酒，几乎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天地。
没过几年，他和老伴都得了慢性疾病，个个面容憔悴形容枯槁。自己的责任田也无力经营，够得上“几块疮痍，几多疮疤”了。村党支部，对这个老党员老革命干部很关切，时常给予一定的补贴。怎奈他的困难太多太大，这些有限的输血难解他越烧越旺的“心火”，有限的补救仅仅杯水车薪而已。有道是：输血不如造血，世界上一切繁荣与昌盛，没有一样是输血创造出来的。张大叔已经没有造血的机能了。
期间，我去过他家两次，其捉襟见肘的拮据令人生怜。那时候我正处在“草房＋学生贫困”的尴尬中，对他无力支撑，只能“同病相怜”，好言相慰让他鼓起勇气了。后来我不想去了，也没有再去过他家，他见到我那种内疚之情让我坐立不安。
人为什么要自责呢？又为什么要记恨呢？我没有丝毫这样不人性的闪念，因为，所有的不愉快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电影”既已上演完毕，背景还那么重要吗？“小鱼泛不起大浪”，我们都是“小鱼”，就不要苛求那惊涛骇浪把你冲向何方，受到过什么惊心动魄的劫难，只留下那么一个疮疤就够了，忘却疼痛的好，更不可耿耿于怀。面向未来吧，那才是你的力作，才是你新的一页。
我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他的老伴到乡里请求救济，每次都是我帮她把事办完，再安排她坐车回家才做我的事。这时的张大叔已经过时了，他的小儿子也考上了大连的外国语学院，那就是张大叔能延续生命的一根稻草。
他的小儿子很出色，毕业后的工作也很好，时常把钱寄回来，补贴家用。张大叔的那一丝希望终于变成一缕曙光。遗憾的是，“曙光”的前程是多彩的光亮的，对于张大叔来说，却是反照的回光。
1998年，我到曹家村搞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时，在一片荒岗上见到了张记的坟冢，墓碑上写着他的生卒年月，镌刻着一个难以诠释的人生。让我吃惊的是，他的老伴也入土为安了，我才想起我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心中不禁惨然。
2 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1）
2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1）
2 温文的上司
和厉害的上司相PK，教育圈内我的某些上司，可以用温文尔雅来评介，尤其是我初次接触到的教导主任，王驱虎老师，他是界内界外人士公认的好人。但是后来一提起他，无不为之扼腕唏嘘，遗憾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在旧社会和刚解放时的农村，还是习惯把老师称为先生的，特别是上些年纪的人。“先生”，是不是“先知先觉”“先生一步”的本意我不知道，反正在百姓的心中，是知达理满腹经纶的圣明贤达之士，王驱虎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0年9月1日，我当上了民办老师。那时的二道房学校，有好多的民办老师我都认识，公办老师没有几个，我也都熟悉，有的还是我的老师。丁钦忠、邹和昌、谢长柏、李志民、李玉民、王玉杰……我们都是同龄人，都是新民六中的校友，相居很近，时常见面，彼此还会陌生吗？所以我迈进老师办公室的门，他们自然热情十分，把我介绍给王主任，我们第一次握手。
王主任比我大两三岁，中等身材，脸膛白皙，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和颜悦色地向我交代工作。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工作”，接着则是打听我的一些近况，又说明一些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等等。
总之，我头一次听到有人“欢迎”我，才懂得人格是那么的贵重，受到尊重是多么的荣幸。我也表示了态度，希望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虽然是客套话，但绝不是言不由衷地迎合。
时间长了，我对王主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竟然有一个比我还辛酸的历程。
王主任原本姓高，名叫高明铎。父母过世后，他成了一个孤儿，年幼的王主任被好心的高家收养了。高家老两口无儿无女，视他为掌上明珠，节衣缩食地供他上学念，终于成为一名师范毕业的人民教师。
感叹老天不公平，好人不长寿，高老头夫妻俩命薄福浅，刚见到东方喷薄日出，就双双驾鹤西游一梦千秋了。幸好王主任毕业了，不然这个独根苗的吃喝穿戴将如何打点啊！
王主任出身贫寒，吃得苦耐得劳，且又根红苗正，到工作岗位上不久就入党提干了，是“文革”前的党员。那时的老师中有几个党员啊？全公社200多名“臭老九”中，党员人数不过四五名吧，那是相当的缺，珍贵。在很多人的眼睛里，王主任的政治资本得天独厚，不可同日而语，令人艳羡。他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显身手扶摇直上，他却选择默默地耕耘属于自己那一块田亩，心无旁骛。因之，不少人都为他惋惜啊，说他白白地放弃了大好的机遇……
王主任本分也本质，是他放弃机遇的主导。这样的“机遇”在清醒人的眼睛里是这样解释的：
他深知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愿意充当孤立无援的众矢之的……
此说也有道理，也算明智之举，明哲保身也是人生上策，明智人不会做无谓的牺牲啊。
是的，他靠自己的“小心谨慎”，无作为就是大作为。在“文革”中王主任没有沾上一滴血迹，依然一身洁白地从事着教育工作，有口皆碑。
王主任对他的属下一贯的“温良恭俭让”，从不颐指气使高高在上。他那张脸犹如一幅画，一幅“笑画”，一年四季没有丝毫的怒目相视，什么人见了都是那样的笑容可掬。
1971年，王主任被提升为公社教育助理。我们相处一年多相互感觉甚好，在那种轻松的氛围中，更多的愉悦色彩，应该是王主任的热心所浸染。
1976年，我去了公社做气象员的时候，王老师转任“知青办”主任了。就是因为管了知青，有些事儿他自己就说不清了。
知青办主任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新来的知青到条件好的大队插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老知青或回城或升学；还可以把国家下拨的建青年点的资材，根据特殊情况由他酌情分配……所有的“情况”，都要由主任去定性，来定夺……
就在王老师主持知青工作的期间，他家盖起了3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祸起萧墙”似乎顺理成章。
新的砖瓦房，在那时的农村可谓金碧辉煌的景观了，谁看了都会说“这家真有钱”啊！下一句就是“钱从哪来的？”的疑问。问的不是没有道理，“千元户”都是大海捞针，盖这样的房子，岂是千元户的“消费”？别说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就是大队公社的干部对此也要划个问号。
问号划在脑子里，拿不上桌面，这倒更糟糕，没有办法把这个问号从每个疑惑人的心中抹掉。抹不掉的问号就是个肿瘤，会致人于死地。正是这个问号，把王老师拖进了下坡路。
领导永远是关怀同志们的。听到那么多的非议，公社的领导决定对王老师先行转移，省得肿瘤转移要他的名，就把他转移到了曹家中学当了老师，不做领导了。
他走了，“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乱用职权”的“控告”也转移到“无声无息”那去了。
王老师没有为这样的“转移”而申辩，只要人家做了决定，申辩是毫无结果的，何况也没说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要知道，“革命干部犯了错误是不能公开的”，这就是当时处理“嫌犯”的原则，例行公事的做法。公社党委会的“意见”，还给他一个体面的说法——“深入基层锻炼”……
“深入基层锻炼”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圣旨，那是对后备干部的恩赐啊。但人人心里都明白，“深入基层锻炼”也是削职为民的代名词。
王老师不再思谋什么东山再起的抱负了，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他把希冀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