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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就要过年了，我知道有一笔副业款转到新民镇内的银行了。我没有请示李大叔，骑自行车往返跑了240多华里路去提款。这笔钱记得是800多元，我自作主张拿它“办电”，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用上电。
等我到家了，天早就黑了，我暗自庆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过年了，家家亮堂堂的，只有李大叔因为再次出差无钱可花闷闷不乐。一年多，他又乐了，李大叔回到大队当上了记。
李大叔总算就位于一个能供养得起他的地方，8队的社员比他更乐，少一个能花钱的队长，等于增加了两成年景。但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李大叔对我“乱花钱”耿耿于怀，这才有“文革”初期李记在7队向我大开杀戒，摘去我的乌纱帽的革命行动。
李记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记，花钱的嗜好终于把全大队花急了。不久，因为“好吃懒做”，被公社党委“撤职”，安插在社办企业——采石场当记去了。那里比大队有钱可花，党委的决定太英明了。不过，可怜了一个大队的老百姓，却豁出去一个公社的“向阳花”。
一段时间里，李大叔“吃石头”的故事又演义成了传，他去了曹家中学当了不在编制的工友。他给老师烧水送茶倒也清闲自在，跻身与“干多干少没人问”八等人的行列。当然了，有时候连校长——他女婿办公室也要闹水荒。我的李大叔就是这么厉害。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厉害的上司看官你别急……
1 厉害的上司（囚徒记）（2）
1厉害的上司（囚徒记）（2）
李大叔走了，8队的社员一致推举于海泉当队长，他既能当政治队长又可以做生产队长。队长的角色本来是由大队指派的，或是叫指定的，选举只是形式而已，但这次大队的指派不好使了。
李大叔走后，大队的指派其实就是李大叔的钦定，他是记也是“大队”，大队就是他的天下，任命个队长易如反掌。这回任命队长，不仅不易如反掌，反而“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他任命谁谁都不敢干！社员惹不起你记，但敢和你任命的队长叫板，这些“准队长”没有一个是党员，反对“准队长”不是反党，爱咋咋的。
大队没有办法，只好让8队海选队长，社员的目标聚焦在于海泉身上。
于海泉，本地人，当年40多岁。早年间因为受不了3年困难时期的挨饿，背井离乡跑到外地当了“盲流”。1968年从外地回到老家，和我住一趟街。老于跑盲流之前不怎么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是个“个别社员”，就像我在学校是个个别生似的背个“污点”。在官方眼里他有“污点”，在社员心中他是个有“道眼”的能人。大家就得意他那个“不听邪”的脾气，认为“不听邪”就是不听“上边”的话，才能吃饱饭。
经过海选，于海泉走马上任了。上任前，老于把“责、权、利”摆得很明白：
“既然我是大伙选上来的，大家就得听我的，我保证把分值整到全公社第一！”
老于当队长勤快，跟社员一样的干活，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做好，自己的子女更不例外。一次，他的女儿铲地落草了，老于当场让我这个会计扣她的工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六亲不认”，都说老于太厉害了。
他这样治理8队，效果可想而知了。
到了秋天结算，老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分值突破了1元2角，粮食单产一跃名列全公社第一，党委记亲自给他披红带花。
他当队长，我做会计，我们合作了2年。1970年我要去学校了，老于再三挽留我，无奈我决心已定。老于很惋惜，他说过，当会计不吃不喝不贪不占的太少了。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队长基本上都是大老祖，不懂得帐目，好多生产队实际上是会计当家。会计使个花招贪点花点，队长都找不到北，连憋气带窝火，和会计往往合不来。
我走后，老于又干了2年队长，说什么也不干了，大概和会计有关，心灰意冷了。他自己也知道，骂他的人太多了，都是原来生产队“八等人”以上级别的人。他当队长心眼太死，总不给这些人一点便宜，于是，“八旗子弟”们个个跃跃欲试都想当队长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会孝敬他们的“太上皇”。
老于之后，8队几乎所有的老少贫下中农都当过队长，就像隋末的18路反王，乱了8队的江山。大队和8队的“江山”一样地“乱世出英雄”，这些“英雄”也是我的上司，因为我做过生产队的会计，做过大队的团总支记啊，与他们都有扯不断的瓜葛。
李大叔任大队党支部记之前，原来的记姓刘，刘生仁，50多岁。他不是本地人，50年代初的老党员。刘记苦大仇深，为人忠厚，说话有点口吃，不善言谈。刘记除了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字能认得的就微乎其微了。
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农村的党员没有几个，组织发展得很缓慢，强调“慎重”的原则。从我回乡务农时起，直到“文革”，好几年也没听说有谁入党了，有的村屯连一个党员都没有。为了体现党在农村的领导，刘记便从三道岗子公社调到我们大队当记，已经有10多年的光景了。我们大队当时只有4名党员：
贺文礼老党员，有一定的文化，合作化时也有些名气。无奈他一则年龄过大，二则成份是中农，不适合当记。
王玉昆没有文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外号“三倔子”当队长都不行，哪能当记？
李秀清有文化，在大队当过会计，混了好多年，“知道”里外轻重，只有他鹤立鸡群，当记“够”资格了。
1964年末，刘记思乡心切，辞职迁回了原籍。他走的时候，只用一辆马车就搬走了全部家当，扔下了结发老伴的骨殖。他为什么思乡？落叶归根此其一。其二，是他倍感孤立无助。
就是因为他老实，很多觊觎权利的人挤兑他，包括大队的一些人，还有生产队的某些队长。这个时候，他赶上了一个风头——所有异地当官的，只要你自己想回原地，公社一律开绿灯放人。和他一起回家乡的，还有临近团山子大队的王记。
刘记走后，李记和另一名叫张国生的党员轮流坐庄。
张国生，老党员，解放初就是月牙河村的干部，说话办事都很麻利，小时候在月牙河念的时候我就认识他。1959年在“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中，张国生受“地富反坏右”的牵连被捕入狱，所以他不再是德盛堡大队的“四名党员”中的一员。1964年得到甄别，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回复。释放后不久，刘记告老还乡，他的党员身份也得到了恢复。不久，张国生由政治囚犯戏剧性地衍化为党支部记。
我当团支部记的“任命”，就是张记责成李大叔和我谈的话。
“老腿旧胳膊”，又逢“新官上任三把火”，德盛堡大队的各项工作有了不小的进展。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吹过来，张记顿然倒地。他的成份是不折不扣的中农，红卫兵说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富裕中农路线”，根据是他提拔了我，毫无依据的逻辑推理，使他一败涂地。李大叔则是坐收渔利，走上了“土皇上”的宝座。
红卫兵真有这么大神的力量吗？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三支两军”开进了农村这块阵地，把张记像打扫战场那样，清除了“皇室”，下放到二队（他的家）劳动改造。他没有怨言，觉得比监狱好多了，队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十分听话。
冬天赶大车往地里送粪是个苦差事，此时此刻没有“种子马料换酒喝”的美事了，只有顶风冒雪地在野外跋涉，任凭“北风吹，雪花飘”，咬紧牙关当苦难的杨白劳。其他社员把粪装上车就回屋里闲着没事抽烟，享受温暖去了，等送粪的车回来再出去，好不自在。
那一天，左等右等也不见张国生回来，出事了。他的一条腿被车挤成了骨折，好多天卧床不起。
他若还是记，前来探视的一定是门庭若市，眼下则是门可罗雀。所以，我去看望，他感慨万分。
我与张记是有几方面情谊的。是他主动提拔我做团支部记，他说我有文化，能够深刻地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工作有利，这叫做出以公心，是革命的情谊。我爷爷的第一任夫人，是他们桑树子（辽河边的一个村屯）老张家的姑奶奶，他就是我的表叔了，我们存在亲属的情谊。但是，我有一个党员又是记的亲戚，并没感到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政治背景让我心境轻松。那时，亲戚的情谊早已被淡化得如同辽河的冰水，被视为最寒冷最没有价值的人性链条。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在那个年月更显得脆弱，经不起任何政治风浪的强势冲击，早就消失在严峻的政治气候中了。
不可思议的是，把我赶下政治舞台的是李大叔，让我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漩涡，几乎命丧九泉的则是张大叔，后来证实了。
那天我去看他，他显得很颓唐没落，自暴自弃的心态尽在言谈中。
“会元啊，我们这辈子算完了，我比你大多了，论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没有外人，我才敢这么说……”
我到他家来慰藉，他才感到亲情温暖的存在，才认下我这门亲戚。说实话，我当团支部记没有一点亲情的成分在其中，确实是张国生按原则办事，一心秉公的结果。
临走的时候，我劝慰他好好养伤，还说了一句“大叔，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说不定你又是记了”。
他苦笑着，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沮丧尽在不言中。
“三支两军”像很多的政治运动一样，一股风似的过去了。张国生在“文革”中离般地被打倒，又神般地站了起来，再次当了大队的记。因为他提拔我没有亲情在其中，得到了证实。
官复原职使他所料不及，也使他追悔莫及。他悔恨当初仅仅凭一时热情高涨，提拔我当团支部记，害得他赶大车喝尽了西北冷风，受尽了骨折之痛。他重新上任之后，不像原来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