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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打发着令人难熬的时间，赵老师轻轻地推开了教室的门。有的同学来不及站起来，但也异口同声地道了句“老师好”。我们以为赵老师放假回家了，开学后他没有回过家。
赵老师走向讲台，也拿了一把椅子和我们“平起平坐”，显得很自然平静。教室里没有说话声，等待赵老师的“新年讲话”。可他没有讲所谓的“大好形势”和“当前的任务”，这是那个年代领导和老师讲话的习惯，也是原则。他说他要教我们一首歌，自己才学会的，先唱唱看，如果觉得好听在教我们。
那首歌今天我还会唱，歌词是：共产党号召把山治啊人民的力量大如山……
显然，这是大跃进年代的歌曲，抒情的曲调，人定胜天的主题。这首歌我们都没听过，所以它不流行，可能是因为没有铿锵的豪迈激情才不被流行的吧。随后，赵老师也要同学们自选歌曲唱给大家听。轮到我的时候，我想了想，就唱了小时候学会的一首歌，一首比赵老师更为不流行的歌曲——
毛泽东的旗子随风飘扬人民的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帕米尔高原来自太平洋来自珠穆朗玛峰来自鸭绿江毛泽东的党领导新中国在胜利中成长万岁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
唱过，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赵老师说他最爱唱这首歌，所以没有唱给我们，是他忘记了歌词。说完，他哈哈大笑……
这就是1961年12月31日的晚上，赵老师拍着我的肩膀：“你的记性比我好，有你的！”
是啊，赵老师的记性是不好，他忘记回家了，原计划他是要早车回家的，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亲口说的。是他不甘心把我们丢下，就潜心地学了那首歌吗？即使不是那样，但我们也真正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之夜，留下一个永久美好的回忆。
到了高二，赵老师回到他的家乡北镇，一别至今。
新的班主任同明朝的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的名字十分相似，他叫李珍实，教我们化学课程。
李老师教化学很有一套，他的前言与后语，也就是开场白和结束语和教科的内容竟然只字不差，教科好像是他编写似的。他很会开导我们，往往得力于启发式：“你自己好好想想，怎么要是问老师啊！”
他最讨厌烦琐的思维方式和程序繁杂的归纳法。所以同学们的分类在他那里只有两种，“好”和“坏”，中间没有过渡，一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四舍”没有“五入”。或者叫，酸就是酸，碱就是碱，没有中和反应的生成物，“盐”！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何种原因，我被他划为“坏学生”的范围之内，而从此就没有“好”过。我不会从“坏”往“好”过渡的，他也没有那个法则允许我过渡。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4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从初中时起，班级教室后面的“生活园地”，还有教室外面墙上的黑板报就被我承包了，成了我耕耘的责任田。到了高中，我的承保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除了班级的黑板报，学校的好多块黑版报也纳入我的势力范围了。
板报组的成员很风光，因为你有才，彩色的粉笔经过你在黝黑底色上的涂鸦后，会吸引很多的眼球，我也为自己的奉献精神自我陶醉过。但是，换来的确是李老师对我的责难与罪过。
我喜欢绘画与法，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初中的时候我是图画课代表，教图画的老师齐增发，几乎天天在课后领着我们各班级的课代表到街上去写标语画宣传画。记得初二的课代表有杨焕忠（病故），初一的有孟庆贵、陈云贵等所有的图画课代表，组成一个“白灰班子”。20世纪初，孟庆贵当上了沈阳市东陵区的区委记，他的名字就改为“孟庆桂”了。这倒不是他当了官，就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形象而改名字，而是我也觉得他早就该改了。
自从我认识他，我就没听过有人叫他“孟庆贵”的，“孟庆贵”的后面总带个儿化韵，就成了“孟庆贵儿”。好多带“贵”的人名，我们那都是这个叫法，无论年老年少。改成了“桂”，音同字不同，“桂”的后面是没有人习惯给“儿化韵”的。一儿化韵，“贵儿”和“棍儿”同音，我们常常取笑他，让他去抬水，因为他是“棍儿”
写字画画这活很辛苦，抬着水桶和白灰，走街串巷，写“人民公社好”、“总路线万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腿遛酸了，胳膊写酸了，眼睛瞪酸了，衣服成了迷彩服，人人都是大花脸，我们就落个“白灰班子”的雅号。
我就是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一技之长，却也成了我遭到李老师“误会”的一个原由。
写板报都是牺牲个人的自习时间来笔耕的，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更换一次新的内容，这样黑板报才能日新月异茁壮成长。一个星期下来，至少要奉献出四节自习课，还得忍受酷暑严寒对你的考验与蹂躏。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荒芜了课业，去搞副业”。到了高二，学习更紧张了，几个板报组的成员商定，利用星期六下午大扫除的时间写黑板报。
我们的一厢情愿得到好多班主任的爱心回应，唯独李老师看不见我们的秋波。他见我不在大扫除的现场，便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了定论：逃避劳动，并在全班面前给予我严肃的批评！虽然他后来知道我在写黑板报了，但我还是不能由“坏”变“好”，继续坚持“既定方针”——利用课余时间写黑板报，不能变相脱离集体活动！
什么是课余时间？早起晚睡，违反就寝制度，不行；不上课去写，相当于逃学，不可；饭后进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能；劳动时间来完成，此路已经不通……思来想去，只有自习时间可以委屈自己，才不违师意。
农民说时间就是粮食，商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医生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说，时间就是知识。没有知识哪来的粮食、金钱、生命？至少会减产、破财、损寿吧。怎么才会弥补我损失的时间？我常在班会、校会、报告会、联欢会的时间里偷偷地看，看俄语单词……李老师发现后就给我戴上一顶顶大帽子，什么“不求进步”、“不问政治”、“白专道路”、“自我奋斗”，说我影响极坏……这就是我被学校定位“个别生”，他心中“坏学生”的资本。
我不怨恨世道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只怪我没摊上一个将心比心，向善博爱，理解他人的老师，才因福得祸。
本来在板报组可以凭我的表现与“精神”一显身手，可以赢得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好感与青睐，进入“好”的领地。可惜的是，再好的机遇，再好的东风，一到我这不是变味就是走形，就逆转。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没打住狐狸还惹了一屁股臊。事到如今，我不信命也信了。从我初二时“暑假放牛不讨好”，到“写板报有功也是过”，我就是那“噘嘴骡子”，从来都是驴价钱。
到了高三，学校终于有了恻隐之心，不再让我担任板报组的成员了，但不幸绝不会因此而止步。
他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位老师，刘文孝。刘老师很年轻，中文系毕业，文静加白皙，乳白色的眼镜加少言寡语构成一个和数——白面生。南方的口音与矜持的神情，让你很难洞悉他内心深处的世界究竟都有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难以掩饰的，刘老师积极要求进步。
我们班的王莲芝是我新民六中3年4班的同学，也是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团员之一，她透露说：“刘老师一个学期要写十几篇入团申请和思想汇报，他以要求进步青年的名义，和我们班里的每个团员都谈过话……”他真诚地表示：“要很好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同自己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早日加入团组织，干一番革命事业……”
韩安梅，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副记，后来的共产党员，是一面鲜亮的政治旗子。在刘老师的眼睛里，她就是他要求进步能否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你想，学校团委能不听取她的意见吗？可以说，对于刘老师，韩安梅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相反，刘老师得处处看韩安梅的眼色行事，时时刻刻在猜度韩安梅的心思心事，以博得她的欢心。
韩安梅所“担心”的就是我。我耿直，爱“直罗锅”，所以她对我小心翼翼又如鲠在喉。我学习好，夺去了许多对她的“偏爱”，淡化了她的色彩……于是，刘老师对韩安梅亦步亦趋，极尽讨好之能事。
韩安梅入党后不久，就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学雷锋活动，去县城的各个街道修路。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才收工，好多同学回到教室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我触景生情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了“生活园地”里。主观上是提醒大家学雷锋和学习两不误才好，客观上这就闯了大祸，给人以口实。刘老师、韩安梅一唱一和，其实是一拍即合，我的毕业鉴定才有了那“反对学雷锋”的一条，为我高考亮起了红牌！
就在我放弃高考的不久，刘老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接班人。对此，与其说是韩安梅对与她合作的回报，不如说是我的牺牲献给他的厚礼。这，就叫荣辱与共吗？反正都在其中。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老矣，才不敢再有什么遗憾了，只是有个谜团恐怕今生今世都无法得到开释。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刘老师了，他和他的前妻离婚了，回到了云南，不知他落脚何处。
我在想，毕业鉴定中，“打击进步”、“不靠近团组织”、“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些你还可以维持原判，其中那“对参加农业生产没有认识”你还要坚持吗？那么，最终的鉴定又是怎样的呢？
带着让我不能安心的疑问，“文革”前后我几次回到学校找有关的领导和老师“探讨”，结果一无所获，反而更加叫我迷雾重重。
张祖明老师没有教过我任何课程，但我和全校师生一样很敬重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