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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义纯在班级里也是“小字辈”，劳动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及格的科目。一天晚上劳动结束后天已经黑了，他请假要回家，图的是可以饱吃一顿。白天是不能耽误劳动的，只有晚上请假才有几分成功的概率。
第二天早上返校的时候，同学们起大早就劳动去了，吴义纯扑了个空。心想，反正也是迟到了，就挺着吧，等吃了中午饭再说，要不我还是去吧……
没想到，他正在教室里琢磨怎样躲灾，却被李老师带个正着。吴义纯哪里晓得，李老师见他没有按时回来劳动，就要抓他“现行”。
“好啊，你果然逃避劳动，原来你和我请假是假的，你给我站起来！”
吴义纯刚想站起来，立马又蹲了下去，捂着肚子“妈呀，妈呀”地直叫。李老师大发雷霆：
“嗯？你还敢当着我的面装病！”说着，就拎起他往外走。
吴义纯的裤子开始淌尿了，李老师哪里看得见啊。他哀求道：
“李老师，我真的肚子疼啊……”
他哭了，疼得哭不出声来，脸色煞白煞白的。一看，果然是尿裤子了，李老师这才松开了手。
“你先呆着，等一会你到我办公室去！”
扔下吴义纯，李老师向办公室走去，还边走边嘟囔：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没见过……
真是无巧不成，吴义纯真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得了急性尿道炎，疼得他大汗淋漓。后来，这毛病犯了很多回，但李老师还是拿“躲避劳动”这一条让他成为“辩论会”的众矢之的。
我有什么过错吗？自我感觉良好啊。
在落实公社党委动员全公社“工农商学兵”，参加“深翻”运动的班级誓师大会上，我第一个发言表决心。决心自始至终参加这次劳动大竞赛，实干苦干，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自己所分担的任务。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带了头，抢了先，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什么罪过，“苦干”就是罪过。用李老师的话说，我和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一个腔调，就得“辩论你！”
李老师要“辩论我”？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同学们也都莫名其妙。“湾泡子作业区”，就是现在的三道岗子乡湾泡子村，当时和我们乡是一个公社，两个乡的小学生都靠新民六中来深造。
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在公社的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保证一个月之内完成深翻任务。下一个表态的还能一个月完成吗？那不是甘当落后的下游吗？就这样，轮到最后一个发言的，只需3天就完成任务了，以体现“大干、实干和苦干”，符合你追我赶的潮流精神。于是乎，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当场被“辩论”了。
“辩论会”就要结束的时候，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因再次表态“有功”，才赦他无罪。他说：“别看低洼土质粘，你们能完我也完！”
这个老主任姓张，后来我认识他了，是个货真价实的逢凶化吉的老手，敢开政治玩笑的幽默大师。
我没有张主任那两下子，太嫩，干在那“打憋”，说不出给自己下台阶的话来，我就成了“右倾”的代名词。更可气的是，李老师说我“不老实”，就是我发言不老实，漫天瞎放炮，那就是我的话说过头了？我是“左倾”了？我屈，一肚子都是“蛆”，闹心。我到底是“左倾”还是“右倾”？李老师批评我有点火药味了……
欲加之罪何须无词？有缝儿就能下蛆，没缝儿也能下蛆。没有过几天，我又犯事了，咎由自取。
“深翻战斗”在硝烟弥漫中打响了。那时不管什么都叫“战斗”，现在还是好多有人习惯用“战斗”这个词，好像不“战斗”，就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战斗”才会有气派，才会得到上级的赏识。
这次“深翻战斗”的战场是公社党委的试验田，要求深翻三尺。党委的试验田，却没有一名党委动一锹一镐，反而让我们没有铁锹高的学生来干，心里本来就窝火的我，肚子里的气就满了。
老师也不以身示范，他们“战斗”在监工的现场上指手画脚。学校还专门组织一些学生干部搞战地宣传鼓动。我本来就身小力薄，进度自然上不去。这帮宣传队可算找到了用武之地，轮番在我周围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给我加油，引得全校的眼睛都往我的身上盯。
他们给我出尽了洋相，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情急之下，我一抡铁锹，索性不干了。
“谁爱干谁就干吧，反正我不是党委！”猪八戒摔耙子——我来脾气了。
宣传队是校方的喉舌、钦差，校方是党委的忠诚战士、卫士。我的这句话我可犯下了滔天大罪——反对深翻，怨恨党委，就是反对党！
李老师想当红人，我成了他的绊脚石，他对我能不恨之入骨吗？当下，李老师不再斯文了：
“你，牤牛卵子多耷拉两天吧！”
言外之意，我被他判了“死刑”，让我等待缓期执行。
幸亏杨守山、吴玉珠几个同学过来帮我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不然李老师不许我吃饭！
这一天总算是过去了，什么时候“执行死刑”我没有精力来思考如何应对。这时我所需要的，是吃饭，别做饿死鬼就算幸运了。
晚上，杨守山找到我悄声说：“你真傻，别人挖的都不到二尺深，你怎么非得挖三尺啊。”
原来大家都挖二尺，就把土填回去了，我光顾干活，哪有闲功夫瞭望战场上的“敌情”啊，咎由自取！
深翻的锣鼓声绕梁三日，在余音未了的时候，又一场“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又于深秋瑟瑟的寒风中交火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3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俗话说得好，“五月旱不算旱，六月连阴吃饱饭”。1958年的天气和年景就应了这句话，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说那是上天的恩赐，毫不为过。试问，这一年从春到秋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修水库，除“四害”，流尽了血汗……却没有谁对田亩有过心血的浇灌，有的是狂热与冷漠交配后生出来的怪胎。那就是，到手的庄稼不让农民去收割，“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秋雨任意地蹂躏，却要搞什么“深翻”！这不是冷漠吗？上天终于被震怒了，他生气了。
那年的秋末冬初，先雨后雪的天气中，眼看着一片金黄就要“颗粒无收”了。于是乎，公社党委下令全力以赴“保卫胜利的果实”。就这样，我们1年2班和1年4班放下铁锹拿起镰刀，在初冬时节来到了小韩村搞秋收。记住，“初冬时节搞秋收”可谓一绝！
小韩村，东西两头各有一个生产队，我们班在“西方”，1年4班在“东方”。下面的故事就叫做“西方不亮东方亮”，我的罪过之三。
经过几番的较量，李玉秀老师的“威信”，在全班同学中与时俱进，与日俱增，在学校那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开始了上升的态势。他感觉对班级的掌控基本上是得心应手了，没有谁再敢不从师意，再说三道四地干扰他的“圣旨”了。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他的“起色”与“态势”，每天到地里“冬收”，我们班都要比1年4班早出晚归，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李老师欣欣然。当然，领导不会忘记对1年4班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那是领导的艺术，没有直接地批评你，你就偷着乐吧。
最值得李老师骄傲和庆幸的是，他没有违反粮食政策，1年4班就那个了！
那时候的“粮食政策”属于超高压线，近则受伤，碰则亡！在“粮食”上犯错误，就是反革命！有很多干部群众都因为“粮食政策”丢了官，甚至丧了命。“粮食运动”至今提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谈虎色变。
1年4班怎么“那个”了？碰上了超高压线！
自从来到小韩村，4班学生的伙食天天像过年，叫我们垂涎。一日三餐不光是吃得饱饱的，还吃得好好的。白白净净的秫米干饭里还掺着红白小豆，那个香那个甜，路过他们的伙房，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就这道饭，即使是90年代也够得上有品位的主食了。更违反“粮食政策”的是，生产队还时不时地给他们做大豆腐、水豆腐改馋。屎壳郎落秤杆子上——都把他们美出金星来了。
4班的班主任姓梁，叫梁文富，他真的胆大包天吗？
“东方”的生产队队长姓王。这家伙，天是王大，地是王二，他是王老三。他告诉梁老师：“什么政策不政策的，孩子们冰天雪地里干活容易吗？吃了总比糟蹋了好，有事我顶着１
他听说梁老师因为“粮食政策”被领导“暗示”了，就亲自到学校“说理”：“你们老师也怪，干嘛不让学生吃饱？伙食归我管，有事你冲我说怎样？”
学校领导也算良心发现吧，他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好吧，不违反政策就好……”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也姓王，心也是肉长的，在伙食上“西方”要压倒“东方”，他三番五次地要把伙食搞上去，一点都不扣门儿。他对李老师说：“我可不能让学生叨咕我什么，起码我得跟东队差不多吧。”
每每这般，李老师总是严词拒绝，他说：“违反政策是要受处分的，学生们年轻，克服一点就是了。”
王队长不再和李老师苦口婆心了，偷偷地给我们“加量”。俺们的李老师真是不白给，他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二两的窝头怎么和四两的一般大了？”他明白了，窝头里分明是掺进了“毒药”。他下令道：“我们不能多吃多占，生产队的心我们领了，多出来的‘定量’不能领１多出来的就是“毒药”，会毒死李老师的。我们还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龟、车）地吃那每顿饭的二两窝头。
学生来气，敢怒不敢言，王队长自有主张。
王队长宁不过李老师，李老师也把他得罪了。一天，王队长找到学校领导诉苦：
“你给我换个班级吧，这个班学生倒是不少，每天干活倒不多，不玩活。”学校领导果然言听计从，把我们调到欢喜岭村了，1年3班进入，走进了伊甸园。
李老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起色”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