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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这里，他浑身就开始冒汗。他把章女士支开，请杨宪坐下。杨宪冷冷地说：“您对我的评价真让我茅塞顿开，犹如重生一般。我发现，我现在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原来我是个做什么事都掺杂个人恩怨的小人。”
刘伯温知道，这位多年以来的老朋友可不是纸老虎，特务职业所具备的素质，诸如心狠手辣，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他都具备，而且登峰造极，应该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刘伯温不解释。即使他没有对杨宪做过那样的评语，而朱元璋说有，那也是有。有些事情，不是你做或者没做，只要皇上说你做了，那你就是做了。
刘伯温安慰杨宪说：“我的评语算得了什么，皇上心中有数，你是皇上身边的红人，难道还不了解你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
杨宪喜欢听这样的话，不过他仍没有放过刘伯温的意思，他说：“刘先生你和我的交情可非同一般，你就是不举我，也不能推我啊。”
刘伯温急忙道歉，说：“是是是，这件事我的确做得有点太失分寸。不过皇上问我，我就要据实回答，如果不据实回答，那就是欺君啊。个人友谊算什么，江山社稷才是你我心目中的重中之重。”
杨宪的脑门冒起了烟，指着刘伯温：“你……”
刘伯温不说话了，他原本话就不多。现在，他已经把一天的话全都说尽了。
沉默了许久，当杨宪的脑门恢复了肉色后，他居然一笑，说：“汪广洋也配！”
说完这话，转身就走，脚步很重。
刘伯温意识到了，杨宪已经知道了对手就在他身边。但刘伯温已没有从前的灵气来预测这件事的走向，能预测杨宪人生的只有时间，而且这时间非常的短暂。
杨宪下定决心要把汪广洋踢出中书省，但怎么踢出去，这是杨宪要绞尽脑汁的问题。幸好，他是特务出身，善于揭人隐私。很快，他的特务们就侦查到了汪广洋对母亲不是很孝顺。站在今天伦理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不孝顺只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没有一毛钱关系。但在明代，特别是明朝初年，这可是个大问题。
朱元璋建立新中国后，一直叫嚷着要恢复失传已久的礼教，礼教主张“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不孝，那就是和礼教作对，就是和皇帝作对，就是和全世界作对。
杨宪侦查到汪广洋的这一恶行后，马上指示御史刘炳向朱元璋控诉汪广洋。我们对刘炳还有很深的印象，他在一个月前被朱元璋点名不许参加庆贺北元被驱逐的活动。
刘炳多年来始终跟随着杨宪的脚步，这一次，他也是想在朱元璋面前露个好脸，以抵消那次的丢脸。指控书一上，朱元璋震怒。按刘伯温的解释，朱元璋震怒的不是汪广洋不孝，而是汪广洋身为左丞，居然不能让杨宪安静，反而让杨宪掌握主动权。汪广洋的窝囊气质，才是朱元璋震怒的根本原因。
惩罚措施很快就下来了：汪广洋被削职为民，回老家。
杨宪认为这种惩罚太轻，担心汪广洋有一天会死而复生，所以又加大力度。朱元璋对汪广洋已彻底失去信心，所以又给了汪广洋新的处分：流放海南。
汪广洋一走，杨宪顺理成章地变成左丞。他离相国的位置只在眉睫。他开始欢歌笑语、大步流星起来。
“高兴得太早”是最冷酷的警示名言之一。杨宪现在就成了这一名言的反面典型。杨宪在中书省的飞扬跋扈让李善长极不舒服。杨宪在短短几天内鲸吞的李善长的权力是李善长用十几年时间积攒下来的，李善长决不可能像汪广洋那样束手待毙。
他的反应至为激烈。他召集淮西帮成员，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杨宪不是我们淮西帮的人，天下是我们淮西帮的天下，怎么可以让个太原人在这里耀武扬威？淮西帮成员全体通过，要把杨宪搞倒。李善长又召集非淮西帮的大臣们，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杨宪是特务出身，他如果做了宰相，还有你们的好日子过吗？这些大臣们义愤填膺，认为将来的生活绝不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杨宪成了全臣公敌，已无处可逃。
“倒杨行动”很快就开始了，李善长是当仁不让的首领。他向朱元璋控诉杨宪在中书省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做下的混账事。这些事里有杨宪的拉帮结派，把中书省变成了他杨宪的中书省这项罪名。仅这一项罪名，就够杨宪喝上一壶。
朱元璋才把窝囊废汪广洋赶走，又出了个一点都不窝囊、反而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的杨宪，其愤怒的程度已临近火山爆发。他下令侦查杨宪，意料之中的，杨宪的确做了那么多违法的事，而且查案的人全是“倒杨行动”的成员。
杨宪完蛋了。
刘伯温早就说过，杨宪这人私欲太重，有了平台后，他会无极限地扩张这种私欲，在种种私欲中，权力欲是杨宪最喜欢而却是朱元璋最不喜欢的一种欲望。朱元璋对李善长虽然有很多不满，不过他最喜欢李善长一点，这个人对权力有尺度。杨宪却截然相反，没有尺度，只有一往无前地追逐。
朱元璋曾不厌其烦地向他中书省的大臣们灌输“你们只是我的幕僚长”的思想，当杨宪事件爆发后，朱元璋不无痛惜地说：“他杨宪不懂啊！”
“倒杨运动”中，刘伯温的立场肯定是站在杨宪的对立面。据一些野史说，正是刘伯温向朱元璋告密杨宪在中书省的种种不法行径，朱元璋才搞掉杨宪的。
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1370年已不是刘伯温的时代，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话只是耳旁风，如果他真听刘伯温的话，那也不会违反刘伯温论相的宗旨，而把杨宪送到左丞的椅子上。杨宪十几天前坐到那张椅子上时，恐怕没有想过，那不是一张左丞的椅子，而是电椅。
扭捏出来的“诚意伯”
1370年的秋天，刘伯温站在紫金山上俯瞰南京城。南京城被秋色所笼罩，苍茫，毫无生气。秋风吹进他宽大的衣服中，他打了个寒战。这段时间，几乎可以用“无所事事”来形容刘伯温的生活。他虽没有隐居，其实已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南京城郊区第一只鸡打鸣时，他就从床上爬起，披一件衣服走到院子里，看那正在一颗一颗消失的星辰。他一动不动，像是一尊用最糟糕的石头雕成的石像。那段时间，总是看不到太阳，在黑暗和光明交接时，秋雨就来了。淫淫秋雨总是到中午才停，刘伯温总是不打伞站在雨中，他对章女士说：“这雨啊，和青田的雨大不一样。青田的雨是不会落在人身上的，它在你周围织成一个圆环雨帘，供你欣赏，绝不淋湿你。而南京城里的雨总是落到身上，雨滴冰冷，直入骨髓。”午饭后，刘伯温会换上布衣，到街上去溜达。
街上人来人往，都在为生活而奔波。没有人知道，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那个双手颤抖仿佛吃不准东西位置的人，会是这个帝国最出色的一个人。没有他，就不可能有这个大明帝国。
刘伯温走在街上，看着每个人匆忙的脸色，叹息着说：“车马如流水，邯郸梦里人啊！”
一直到晚饭时分，刘伯温才颤颤巍巍地回到家，就在这年的阴历九月十五，他孤独地度过了他的六十大寿。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他写道：
樵渔事，天也和人较计，虚名枉误身世。流年滚滚长江逝。回首碧云无际，空引睇。但满眼芙蓉黄菊伤心丽。风吹露洗，寂寞归南朝，凭栏怀古，零泪在衣袂。
六十岁那年的最后几个月，刘伯温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以为可以就这样风平浪静地挨到世界末日，想不到在阴历十一月，他又被朱元璋打击了一回。1370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北伐兵团凯旋南京。朱元璋对群臣说：“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咱们应该分果果啦。”
朱元璋的“分果果”就是封爵，给多年以来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功臣们一个交代。这次封爵主要封了公爵六人，侯爵二十八人，伯爵两人。
中国帝制时代，对外姓的封爵大致有五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此次的公爵六人分别是：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郑国公）、李文忠（曹国公）、邓愈（卫国公）、冯胜（宋国公）。这六人中，只有李善长是文臣，其他五人都是血战沙场、用鲜血为朱元璋开疆拓土的人。
侯爵者二十八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的儿子康铎、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看到这里，总会让人疑惑，这些人名中怎么就没有刘基？再仔细数一遍，还是没有。如此重大的封赏活动，朱元璋不可能忘记谁的名字。于是，这就不仅让人疑惑，还会让人大吃一惊了。
朱元璋在封爵的诏书中这样说：“现在的爵位都是我自己定下，让人写下来的，所以是公平公正的。”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他还特意提到两个例子：“御史大夫汤和功勋是大大的，理应封公爵，可是他喜欢喝酒滥杀，不由法度，所以只能封侯爵。廖永忠在鄱阳湖之战中舍生忘死，简直如天神下凡，还救过我的命，理应封公爵，可他喜欢让人刺探我的心意，这很不好，所以只封他为侯。”
至于那六位公爵，朱元璋认为名副其实：“李善长虽然没有汗马功劳，但跟随我最久，是我最出色的后勤部长。徐达是我老乡，帝国所有的胜利都是他亲自指挥完成的。”
现在，我们不禁要问，刘伯温的功劳到底有多大，只说一件事，廖永忠救过朱元璋的命，刘伯温在鄱阳湖上何尝没有？只凭这一点，刘伯温即使不能列入公爵行列，也应该是侯爵中第一人。
可问题是，就是没有刘伯温。
封爵诏书颁布后，刘伯温竟然无动于衷。实际上，他即使有情绪，即使爆发出这种情绪也无济于事。在当时的朝堂，已没有人替他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