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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怒，就不是人了。”
张士诚对达识帖睦迩的担忧表示很严重的关切，他向达识帖睦迩保证：“我不会发怒，即使发怒，也不会对你怎样。不过呢，”张士诚严肃申明，“现在我是吴王，你只是个江浙行省的丞相，所以你要按我的方式来。也就是说，你要听我的。”
达识帖睦迩连连点头，开始明哲保身。他眼睁睁看着张士诚在苏州城中大摆筵席庆祝吴王诞生，他眼睁睁看着张士诚组建吴王政府，表面上受元政府领导，实际上已是独立政权。他最后看不下去了，只好闭上眼睛。但张士诚又让他睁开眼，而且对他说：“我弟弟张士信有经天纬地之才，很适合做中央政府江浙行省的丞相。你意下如何？”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张士诚对达识帖睦迩的回答很满意，他热情地提醒达识帖睦迩说：“你要不要向中央报告一下？”
达识帖睦迩说：“按程序，是应该报告。”
张士诚说：“你就这样说，你自己太无能，根本做不了丞相，不过你有那么一点点识人之能，在人山人海中一眼就看中了我弟弟的才华，所以，你主动让贤。”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张士诚又说：“还有件事，你去嘉兴吧，那里气候宜人，并不比苏州城差。”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达识帖睦迩到嘉兴后，张士信派人把他的住所包围起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达识帖睦迩就在这座“监狱”中听歌赏舞，喝酒吃肉。
他本以为可以这样到世界末日的，可张士信做了丞相后，没有相印。相印在江浙行省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手上，普化帖木儿几年前在福建行省做丞相，可福建是陈友定的地盘，他没有机会有所作为。调到江浙行省后，他发现此地还不如福建，在忧郁中，他衰老得可怕。当张士信去向他要相印时，他多年来的愤懑爆发出来，把张士信骂了个狗血淋头。张士信采用最原始的手段回应他的破口大骂：逼他喝下毒酒，拿走相印。
普化帖木儿壮烈的消息传到达识帖睦迩耳中时，这位明哲保身的蒙古人推开怀抱中的美人，穿起官服，对张士信的看门狗说：“普化帖木儿已死，我不死还等什么！”
话音刚落，有人就端来一杯美酒，酒中不但有酒精，还有毒药。达识帖睦迩一仰而尽，紧随他的同事而去，这一年是1364年，朱元璋和刘伯温正在制定进攻张士诚的作战计划，张士诚则和他的丞相张士信在苏州城里庆祝吴王国展现出的勃勃生机。
张士诚有庆祝的资本，1362年到1364年两年时间里，在未受朱元璋攻击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疆域扩张到了空前的规模。一个北方人要游遍整个吴王国，还是颇费功夫的。他要从济宁进入，这是吴王国的北界然后南下到徐州，继续南下到绍兴，但不能再南下，因为这是吴王国的南界。从绍兴一直向北，再向西，到达汝、颍、濠、泗四州，这就是吴王国的西界。从西直向东走，当无路可走时，你会看到波澜壮阔的大海，这就是吴王国的东界。吴王国的面积达两千余里，吴王国的野战部队有数十万，如果他们站在海边齐声呐喊，大海会翻腾起巨浪。如果他们站在济宁狂笑，泰山会被震得摇摇欲坠。如果把吴王国的金银财宝倒进大海，海平面会上升，如果把吴王国的粮食在平地堆起，泰山就成了个小山包。
但地盘大、经济强、军队多，并不等同于是强国。一个国家的强盛必然要以清明的政治为基石，张士诚吴王国的政治，至少在朱元璋和刘伯温看来，并不清明。
朱元璋认为张士诚的政治不清明，是从张士诚的生活奢侈作为着眼点的。张士信自封为元政府的丞相后，就在杭州城里大建办公居住楼，这座楼几乎占满了杭州城最繁华地段，险些超越了张士诚在苏州的吴王宫。这座最璀璨的建筑里有最体现中国园林水准的楼台亭榭，以及世界上最古怪的石头，还有当时西方君主们见一眼就要流口水的天下名画。张士信房间里挂满了名画，就像是贴墙纸。他专门有一间房间摆满古玩，数目之多，几乎就是个古玩批发市场。他的歌女比丞相府的卫队还要多，他的厨子比歌女还多。他吃的可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精细到极致的食物，做一只麻雀，就需要十几个厨师，耗费两个时辰。张士城兄弟过的生活，连最奢侈的神仙看了都要瞠目结舌。朱元璋说：“如此穷奢极欲，不亡何待？”
但刘伯温对张士诚兄弟政治浑浊的着眼点却另有不同。刘伯温和朱元璋的生活环境不同，自然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刘伯温年轻时不愁吃穿，肉体上体验着小资的生活。而朱元璋始终挣扎在饥饿的贫困线上，对别人稍微吃得好一点的情景就怒目圆睁、痛不欲生。
刘伯温说，在能力范围内，奢侈点也不是大缺点。明明有钱，却过得和苦行僧一样，那是守财奴，是在标新立异。这种人不懂得享受生活，拿苦难惩罚自己，有点变态。张士诚富得流油，就是每天吃三斤重的龙虾，也是吃得起的。
刘伯温说，张士诚的政治浑浊不在于他的生活穷奢极欲，而是他对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好感。如你所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眼高手低，理论和实践不能同步，倒霉的是，张士诚积极拉拢的那群知识分子几乎全有这样的问题。张士诚和徐寿辉有共同点，那就是知足常乐。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人生是个过程，在有限的时间里，千万不要委屈自己。身心的幸福才是人生第一要义，其他所谓开天辟地之功、震荡宇宙之能，倒在其次。正因为这种对人生深切感悟的思想，所以稍有点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却会离他而去，而剩下来的，自然就是享受人生之徒。
其实，人生到底该怎么过，中国人历来就没有高明的看法。中国人从古到今，所追求的完美人生就是成功。对于“成功”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功利，也很窄。成功就是，发家致富，要钱有钱，要美女有美女，要大房子有大房子，要地盘有地盘。很少有中国人想过，所谓完美的人生，其实是身心的幸福。人生一世，短短几十年，无论你身心疲惫地活着，还是身心畅快地活着，你都会死去。如果身心疲惫地活着能使你感到幸福，你就去活。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见过身心疲惫的人会幸福？
当然，张士诚的人生观没有错，可放到现实中来，就错得离谱了。他在享受人生的同时，应该注意一下周边的环境，物质和精神的享受都是外来货，稍不小心就会被那些无法幸福的人夺走、砸碎。这个人当然就是朱元璋。朱元璋是个变态人物，因为自己遭受过苦难，所以对没有遭遇困难，特别是在他眼皮子底下享受幸福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几年后，朱元璋用他一系列的残杀功勋的手段证明，他就是个下三滥的暗黑人物，蛇蝎一样的心肠，看不得别人好，他最喜欢看的就是让别人匍匐在他脚下痛哭流涕请求他饶恕，他偏不饶恕。
张士诚和朱元璋截然不同，张士诚喜欢看到别人开心快乐，他虽然不是纯正的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在元王朝几十年来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于是他对知识分子好，他对知识分子们说，你们若安好，便是晴天。
刘伯温说，张士诚正是出于这种高尚情怀，用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全是半瓶子醋。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张士信也特别喜欢知识分子，所以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极尽柔和，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元末著名画家倪瓒在杭州隐居，张士信喜欢名人字画，就派人带着顶级的绢布和钱财请倪瓒作画。倪瓒那种清高的腻歪劲儿一上来，就让人难以忍受。他生气地说：“我又不是你们王府的画师，你让我画我就画啊。”说完，就把绢布撕了，叫人把金钱带回给张士信。
如果倪瓒面对的是朱元璋，他就是九头鸟也死了九回了。可他太幸运，遇到的是张士信。张士信对倪瓒很不礼貌的回复超然度外，还夸奖倪瓒有上古知识分子的风度。
这件事不久，张士信带着一群知识分子到湖上游玩，忽然闻到一艘迎面而来的小船上飘来他从未闻过的香味。他对身边的人说：“这艘船上的人肯定是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我要拜访他。”可当他登上那艘小船时，发现居然是倪瓒。他突然想到了前些日子的事，不禁恼了，说：“我还以为你清高，穿粗麻衣服，吃残羹冷炙，想不到你是个花花大少。他妈的！”
接着就是一顿臭骂，倪瓒一语未还。张士信骂完了，就跑回自己船上，想了想刚才的举动太失礼，于是主动邀请倪瓒到他船上来。倪瓒又摆起了架子，摇着船走了。张士信只是一笑，任他耍清高。
后来有人问倪瓒：“张士信那样侮辱你，你为何不还口？”
倪瓒大言不惭地回答：“我那时要是出声，我就也是一个俗人了。”
其实，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如果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他根本说不出这句话来，他不说话就是最大的罪恶。依朱元璋的性格，会将他肚子剖开，放进铅块，然后缝合，再把他推进湖里喂鱼。
张士信对任何知识分子都有种“放纵”的心态，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溺爱，所以，难免会出差错。他最喜欢的三位知识分子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虽然读的是孔孟之书，行的却不是孔孟之道。知识分子身上最卑劣的诸如无独立精神、谄媚主子的特点全被他们滴水不漏地继承了。
如果说这三位知识分子做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还真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只有一首歌谣可以证明这三位的确不是好鸟：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丞相”说的是张士信，“黄菜叶”自然指的是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而西风，指的是朱元璋，干瘪，说的就是玩儿完了。
刘伯温说，张士诚的政治不清明，就是因为他重用了一大批伪知识分子，这才是他无法成就大事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