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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他在感叹安丰城中的惨状时，朱元璋兵团已抵达安丰城下，一抵达即发动猛攻。吕珍兵团在朱元璋兵团雪崩一样的攻势下，放弃守卫，在城破之前，吕珍狼狈地撤出安丰城。他这次行动正如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如果非要说他得到了什么，那可能就是安丰城那地狱般的景象。能看到这种景象的人，并不多。
朱元璋见到了那位只闻其名却从未见过真身的小明王韩林儿。
韩林儿这段时间受到了太多的惊吓，见到朱元璋时，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朱元璋从韩林儿的脸上看到的第一种反应。但当他向韩林儿请安，并述说自己的忠贞不贰时，他又看到韩林儿脸上展露出第二种反应：惊和喜的混合，用他那双独有的忧郁的眼神传递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对他说：“安丰城已不安全，况且经此一战已没有了作为都城的资格，我请您到滁州。”
韩林儿弱弱地问了一句：“我还是我吗？”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狰狞的一笑来，没有说话。
韩林儿离开他那残破不堪的宫殿走出安丰城时，迎面扑来了缕缕红色的雾霭，打湿了他的脸。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红，凑到鼻子上闻时，一股血腥味冲了上来。他在心里说，命运可能已经注定了。的确，命运有时候在一个人身上注定很多东西，只不过有人发觉了，有人毫无感觉。当他一只脚迈进滁州城城门时，那个曾经气势如虹的韩宋帝国就已经灰飞烟灭了。人们唯一能记得起它的，也许就是滁州城里被软禁起来的小明王韩林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林儿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至此，我们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刘福通哪里去了？
刘福通的死是那个时代无法破解的谜。要叙述这个谜，将是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考据。有史料记载说，刘福通在安丰保卫战中战死了；也有史料说，刘福通虽然没有战死在安丰城的城墙上，但吕珍破门而入后，他拒绝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吕珍杀掉了；更有史料说，吕珍根本没来得及杀刘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这位革命大佬后来见到了后起之秀朱元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城后还活着，他和朱元璋的相会必然是一场大书特书的煮酒论英雄式的相见。不过，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这次相见。只有两种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没有见他，或者说，没有给他机会与自己见面长谈；二、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时已经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几年后，朱元璋谋杀韩林儿，有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到刘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刘太保”这三个字。至于是不是刘福通，不敢擅作评断。
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朱元璋进入安丰城时，刘福通和韩宋帝国的结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韩宋帝国这支蜡烛燃烧殆尽，已成了人人都漠不关心的残烛，他所留下的只是蜡烛的眼泪凝结成的烛冢。
刘伯温曾在心中说，要小心刘福通。但如果当时朱元璋真的见到了活着的刘福通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如刘伯温那样担心。因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只没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鹰，只能做宠物，做展览品。
当朱元璋回到应天城时，对刘伯温轻轻地说：“一切都结束了。”
刘伯温却摇了摇头，说：“才刚开始！”
竖牧耳，奉之何为
刘伯温说才刚刚开始，并非在说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边安插上自己的人后，刘伯温才发现，从实际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远了许多。刘伯温当初说，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是出于一个谋略家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家。谋略家要算准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妥，不能有半点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远，因为太遥远的事，过于飘忽不定，谁都无法保证。正所谓，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来论，刘伯温算计的是，正好趁此机会借张士诚的刀杀掉小明王。因为他只考虑到这点，所以他才问，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问这话时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阳西下，无论怎么安置，都不成问题。关键是不能让张士诚得了士气。
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第一次分歧，两人都没有错。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势自然也就不同。其实，刘伯温不想让朱元璋解救小明王，还有他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属于刘伯温和他的同道，也就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
1360年，刘伯温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后，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赖。自此后，每遇大事，两人就躲进密室中商议。一般事务，则在会议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讨。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会议上命人搬来一把椅子，居于中央，他自己则一本正经地坐于偏席，这让初来乍到的刘伯温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说：“这把椅子是给我们韩宋帝国的皇帝小明王准备的，我们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刘伯温在众人之中，就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他向来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和自己心灵抵触的事，总要发泄出来。这一声冷笑把众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问他为何而笑。刘伯温指着那张椅子说：“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么（竖牧耳，奉之何为）！”
朱元璋的脸上就显出极不舒服的表情来，倒不是因为刘伯温对韩林儿不恭，而是因为他朱元璋小时候也是个竖牧。刘伯温可没有指桑骂槐，韩林儿小时候是否放过牛、羊、猪，他没有调查取证过。不过可以用常理推测，当时的小孩如果不读书，那就是要给地主家放牛、羊、猪。
朱元璋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刘伯温并没有指桑骂槐，就未置一词。这件事他很快就忘记了，可刘伯温却铭记于心。这缘于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纳百川的大度之人，当时他还去向非儒家大师老子请教学问，被老子几句话训了出来。他一点都不生气，还对弟子们说：“这老头虽然不习我等儒术，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为师。”这件事，让孔子的弟子们印象深刻，无数年过去后，孔子这种不存门户之见的风度涵养成为弟子们回忆老师的故事之一。
不过，在儒家看来，道教和佛教却是最要命的异端，因为它们是叛乱者的温床。
刘伯温所在的时代，道、佛二教被称为异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在有人借助它们叛乱时，它们才是异端。如果没有，那这两种学说则是知识分子们最青睐的。刘伯温本人对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刘伯温青睐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与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相结合而发动的红巾军，在刘伯温看来就是道教和佛教的杂交产物。白莲教是一个大杂烩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弥勒教等内容，独树一帜，称自己为白莲教。它的核心观念就是弥勒重生思想：佛祖涅盘后，世界成苦海，千难万险即将呈现。等弥勒现世后，则立即成为极乐世界。
刘福通眉批道：佛祖涅盘了几十年，我们在苦海中成长，如今弥勒就要现世，你看我的朋友韩山童相貌奇异，其实他就是弥勒佛下生，明王转世，我们和他一起显灵去。
就这样，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叛乱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
刘伯温说，刘福通这厮是个半吊子白莲教教徒，他根本没搞明白弥勒是怎么回事。弥勒在白莲教的经典文本中，本是佛祖指定的救世主，根本不是革命者。如果刘福通真的是白莲教合格的信徒，他应该这样教导大家：弥勒佛要转世，来救灾避劫，我们信奉他，就能得拯救，不信，就会永远沉沦苦海。
刘伯温切齿痛恨的是，刘福通居然把弥勒佛解释成了革命家，于是才有了红巾军大叛乱。对于以白莲教思想为指导的红巾军，刘伯温是不假思索地给其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因为这种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背道而驰当然也不要紧，可你却用这种邪门歪道的思想叛乱，这就是罪孽深重了。
《郁离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轻浮的青年对刘伯温说：“西方有个圣人，神乎其神，可以解世间一切苦，可以解世间一切厄，跟随他，将得永生。我准备去见他，要不要一起？”
刘伯温斩钉截铁地回答：“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不去。”
由此看来，刘伯温和异端是水火不容的。而红巾军就是水，他自然是火。所以有这样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刘伯温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叛乱！是异端的叛乱，既然是异端，他们就永远不是天命所授。而朱元璋还要拜小明王，就说明他仍然承认自己是异端叛乱的一分子，这是刘伯温最不愿看到的。
他的想法是，让朱元璋从异端小明王的阴影里跳出来，让他成为天命所归的人。虽然还没有天象显示，但他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天命，兜头罩在朱元璋脑袋上。既然朱元璋已是天命所授的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身居在异端叛乱的名下，这就是刘伯温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然而这种内心最深邃的想法，并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当他说出那句“竖牧耳，奉之何为”时，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朱元璋是否明白刘伯温话中深意，没有人知道。可他当时没有反驳刘伯温，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他的心弦的确被刘伯温的一句看似鲁莽的话给拨动了。
即使没有刘伯温，朱元璋将来革命的路上也不会再有小明王的身影，但正是因为有了刘伯温，朱元璋心中才有了定见，这一定见，他和刘伯温恐怕从没有说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