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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柑橘）十倍，人们争相购买柑橘。
我买了一个，切开它，像有股烟直扑口鼻，看它的里面，干得像破烂的棉絮。我对此感到奇怪，问他说：“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要用来装满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灵、招待宾客的吗？还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做这种欺骗的事，实在太过分了！”
卖柑橘的人笑着说：“我从事这个行业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这个用来养活自己。我卖它，别人买它，不曾有人说过什么的，却唯独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吗？世上做欺诈之事的人不少，难道只有我一个吗？你没有好好地思考。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将军座席上的人，威武的样子，好像是捍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能拥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的样子像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显赫过人，值得效仿？可是无论到哪里，又有谁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内里破败得像破絮呢？现在你看不到这些现象，却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没有话用来回答。回来思考这卖柑人的话，（觉得他）是像东方朔那样诙谐多讽、机智善辩的人。难道他是对世间邪恶现象激愤痛恨之人，因而借托柑橘用来讽刺吗？
刘伯温说：“这篇文章，我真用了心，动了气，所以写得很好。”但他不知道，后面还有动气的事呢！
《吊泰不华元帅赋》
1352年，在杭州郁郁寡欢了一年后，有人又把他从角落里拎了出来推进官场。江浙行省重新想起刘伯温，是因为他在江浙多年来已声名鹊起。这并不是他创造了盘古一样的功绩，而是他的文章与诗歌为他争得了意想不到的名气。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伯温当初在担任儒学副提举时，杭州福严寺院经多位住持的不懈努力而修缮扩建完毕，寺院住持想要立碑纪念这件事，第一个想到有资格写这碑文的就是刘伯温。但他和刘伯温素无交往，于是就随便找人假托刘伯温之名写了一篇。文章到了寺院住持眼皮子底下后，寺院住持叫苦不迭，因为文章实在太一般，但我佛向来以慈悲为怀，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依旧用了。有一天，刘伯温的一位朋友到寺院游览，看到碑文，当即断定这不是刘伯温的手笔。寺院住持就道出实情，同时委托这位游客，能否要刘伯温作一篇碑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此事未成。但足以说明了刘伯温在杭州文坛上的知名度。
当然，他在官场上的屡进屡退也为他在江浙读书人阶层争取到了难以置信的知名度。
一个伟大人物在政治上时进时退，无论是被逼无奈还是有意为之，实是家常便饭。聪明的权术人物把隐退当作是一种智慧，因为常识告诉他们，要想成为群众的偶像，再也没有什么比转入地下更为有效了。因为短暂的消失，会使他的形象更为传奇化。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灿烂的云朵与光荣的光环里；当他从中浮现出来时，根本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够形成一种氛围，让民众对其增加千万倍的期望。
在江浙一带的士大夫阶层和官场，刘伯温的光环与佛祖相似。他平淡的外表下隐藏着炙热的智慧火焰，燃烧成诗歌和激而不烈的文章，万人传唱。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浙东战区司令参谋（浙东元帅府都事），到台州、温州一带防御第三次革命的方国珍。
方国珍为什么又搞第三次革命？事情需从黄河说起。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但却是位歇斯底里的母亲。“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这位母亲大人的性格特征。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蒋介石先生为了阻挡日本而在花园口决堤放水的2540年中，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决堤次数达1590余次，主河道经历了五次大改道和迁徙。洪灾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江淮，包括冀、鲁、豫、皖、苏五省的黄淮海平原，纵横25万平方公里。到了元王朝，黄河母亲更是抽风，终元一朝，它冲出固定航道就达200余次，无数百姓死在它那黄黄的泥浆里。
元政府对黄河是手忙脚乱，1351年，元政府宰相脱脱和建设部（工部）官员贾鲁确定了两个方案搞定黄河，第一个方案是加固北面的堤坝，这是堵；第二个方案是一边加固河堤一边疏通河道，以达到将黄河引回故道的目的。脱脱认为要治本，所以采取第二个方案。
不过有人反对。因为当时天下如同喷发前的火山，第二个方案是必须要征集百姓为政府做义务劳动，没有人愿意。
脱脱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可惜，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毅然决然地下令采用第二种方案修理黄河。
至少有15万民工被鞭子和刀枪驱赶到黄河边上，开始加班加点的工作。
中国帝制时代的政府做事向来不跟人民解释，15万民工大都居住在黄河边，他们多年来可以感受到黄河对他们的残害。倘若政府派出专员对这些人晓以利害，告诉他们治理黄河是对他们有益的，黄河岸边绝不会怨气冲天。
被当时政府称为邪教的白莲教门徒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和颍州（今安徽界首）人刘福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找了民间艺术家凿刻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劳工们的工地上。白莲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并且寿命奇高。它本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被普通百姓信奉后开始在南宋流传，元朝初年，这个邪教就时常跟元政府作对。韩山童和刘福通把白莲教弄得更加神秘化，据他们面不改色地说，现在弥勒佛正转世，而明王也要投胎做人。紧接着，他们又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黄河劳工们很快就挖到了那个制作粗糙的石人，黄河岸边骚动不安。
刘福通与韩山童趁热打铁，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聚集了三千多人约定良辰吉日直捣元朝的老巢大都。
遗憾的是，白莲教中出现了叛徒。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政府通缉，倒霉的韩山童被杀，天老爷眷顾刘福通，让他顺利逃脱。刘福通几乎是在没有武器和战旗的情况下仓促革命，当方国珍正在南方享受元政府公务员福利时，刘福通顺利地攻克颍州。他的部队把一块红巾扎在头上，所以又称为“红巾军”。红巾军冲锋时，一片火海，煞是美丽。
这片火海所过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短时间内攻占多个战略要地，直逼江浙。元政府匆忙命令江浙方面作好堵截刘福通的准备。江浙方面立即动员军队，准备北上。
方国珍天性狡狯，以己度人，认为元政府调动部队的真实目的是对他下手。所以他先下手，带着他的人马又跑到海上，三度造反。
我们永远记住一条人生哲理：把别人想得很复杂的人，自己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元政府故伎重施，又向方国珍抛去橄榄枝。被派去的人是台州达鲁花赤泰不华。此人招降方国珍，是一百个不愿意。
泰不华进士出身，才华横溢，极有责任心，曾在中央政府担任礼仪部副部长（礼部侍郎）时，多次对国家政策和时政提出中肯的意见，获得敢于说真话的美名。泰不华身上最可贵的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方国珍第二次革命时，泰不华是一支剿匪部队的指挥官。方国珍在陆地上对温州城发动总攻时，泰不华突袭方国珍的战船，方国珍见后院起火，匆忙撤退。后来，方国珍击败了元政府剿匪总司令孛罗帖木儿，并宣称接受招安。泰不华听说中央政府重新接纳了方国珍这个淘气的孩子后，有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唉声叹气不已。双方达成招安协议后，方国珍就退守民屋中，没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那天恰好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大又圆，泰不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举消灭方国珍的机会。但当他把夜袭方国珍的计划呈送孛罗帖木儿时，这位官场肥佬却怒目圆睁，说：“老子我奉命招降方国珍，你却要宰他，你这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违抗上命？”
泰不华仰天长叹说：“此时不除方国珍，将来还有咱们受的。”
孛罗帖木儿的智力商数无法理解泰不华的叹息，正如驴听不懂音乐一样。泰不华的担心很快就在1352年阴历三月得到证实，方国珍跳跃着、欢呼着进行了第三次革命。
泰不华主动请缨，发誓要把方国珍砍成数段，扔到海里喂王八。中央政府同意让他担任剿匪总司令，但不同意他把方国珍砍成数段喂王八的计划，同时给出了对付方国珍的法宝：招安。
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泰不华无法不听从中央政府的意见，所以那次誓师大会，手下的军官看到他神情忧郁，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泰不华收起了自己的情绪，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其实所谓作战计划，只是用重兵压住海岸线，给方国珍以威慑，然后派人去招安方国珍。被派去的人叫王大用，是个临时招募来的江湖豪杰，泰不华对军官们说：“方国珍这厮出身江湖，找个江湖人跟他沟通起来容易些。”
出乎泰不华意料的是，王大用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有人认为是方国珍扣住了王大用，其实是方国珍看上了王大用，反客为主，对他进行了招安。王大用是个软耳根，被方国珍一顿恭维，马上就改头换面，认准方国珍是他今生的主人。他掏心掏肺地把泰不华的布防信息透露给了方国珍，方国珍欣喜地跳起来，迅疾派出一支拥有200艘小战舰的突击队，从泰不华防线最薄弱的海门突然楔入，进入洲港，马鞍诸山一时暴露在方国珍的攻击范围内。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