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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皇帝本是儒生，素习经典，他先有王莽托古改制的前车之鉴，后又借助符命而称帝，故而他对儒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孝武、孝宣皇帝朝的“装点门面”，也不同于王莽的泥古，他把礼教和国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光武皇帝的中兴大臣中很多人研习**，他们把儒家德政、礼乐、教化等学说和治国之道结合起来，以儒家学术思想作为国政的指导基础。三雍在儒家学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国政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
光武皇帝重视三雍，说明他愿意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这与孝武、孝宣皇帝朝重视武功霸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光武皇帝认为三雍不仅仅代表了本朝建筑合乎礼制的特点，也代表朝廷要强调“德治王政”，要重视礼乐教化，反对侧重于武功霸业，所以他所采取的明堂制度也完全和过去不同，他采用的是九室明堂制。
今天，朝中的大臣们要求仿照洛阳明堂重建三雍，要求继续实施九室明堂制，其用意是什么，不言而喻。
“三雍不是一座建筑，它是礼制，礼制是儒学的基础，儒学是国政的灵魂，它对朝政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赵松郑重说道，“大人，如果朝廷采纳了九室明堂制，很显然，朝廷的中兴策畴会渐渐向‘修文偃武’的方向发展，将来，也许就是几十年后，现在的中兴策略极有可能被彻底推翻，大汉可能会重蹈覆辙，再次走向败亡。”
曾炩霍然醒悟，说了半天，还是中兴策略之争。
“看样子，这个朝廷要换换了。”曾炩冷笑道，“有些人太老了，想法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该回家享享清福了。”
“明天，请荀大人、郗大人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想个对策。”
第五卷 第一九三章 政争
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宫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天子下旨，拜司隶刺史太史慈为为营都大监，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宫和修缮长安城墙。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日复一日。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门阀世家，如蔡邕、刘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这些人里面，蔡邕是一个例外，对于蔡邕为何要坚持“今礼”，曾炩很是不解。不过，在听了赵松的解释后，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为北疆系，陈群、张昭、张纮、赵商、枣祗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两系大臣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干扰。
曾炩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本来，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现代科学，十余年下来，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古文经学毕竟是在大汉朝有了数百年的底蕴，其影响力不是曾炩所倡导的现代科学所能比拟的。对此，曾炩虽然感到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一个让曾炩头痛无比的事情，这种学术上的争论，甚至将原来的北疆系都分成了两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来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郑玄的一帮弟子和曾炩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来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坚决的古文经学的信奉者。而来北疆比较晚的，像是荀攸等人，则是倾向于今文经学。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世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高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禁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蔡邕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天子下旨，让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辩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天子犹豫不决，无从取舍。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陈群、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
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内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