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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都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之时。东路军由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剌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海都亲自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收四川退屯该地的原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速台节制，阿速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手里。
海都的左路军以察八儿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最为富庶的中书省，因此忽必烈派伯颜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为其前部。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剌察儿，阿里不哥只好匆匆退回和林。其时约在当年初冬。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海都便南至汪吉河冬营地，以为短期休整。
海都大军从他们的吉利吉思、谦州大本营南进，结集在和林北面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之下在唐麓岭（今唐努山）以南巡弋，逐渐形成对吉利吉思的军事包围，双方不断交战，元军一度进至位于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源）、兀速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流域）一带。
元政府不断向别失八里增兵，力图收复天山南路诸城。海都之子察伯尔也逐步改变已恪守多年的拥兵观望立场。禾忽子秃古灭袭攻哈剌火州，劫掠附近地区。海都之子察伯尔遣八把率众三万攻斡端，刘恩以众寡不敌，破围退师。元军虽然丢失了斡端，至少北道的曲先（今新疆库车）这时仍被元军控制着。
都哇、不思麻领兵十二万，击败诸王阿只吉，进围畏兀儿亦都护所驻之哈剌火州。围城之战持续六个月。城中食尽。火赤哈儿亦都护献女求和。都哇解去。忽必烈遂派伯颜西巡，取代阿只吉，负责别失八里军事。
海都之子察伯尔以偏师袭阿勒台山地区，自率主力由阿力麻里东进，在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与元军交战，击溃元军，掩杀至哈密力之地。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这时屯驻于哈密力，战死。进攻别十八里，与綦公直战于洪水山，海都大军诈败。在追击败军时，綦公直因孤军深入，援军不至，綦公直陷死在叛军中。此后亦都护移治甘肃永昌。海都之子察伯尔不久退回。元军重戍于畏兀儿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
为了进一步的改善经济，发动一切可用的资源备战。忽必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
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
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
桑哥遂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两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
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增额十万锭，大增商税为25万锭；有协济户1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
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
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
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忽必烈对他的宠信程度。
除了任用桑哥之外，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海都，忽必烈南宋的各种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对于四川正在进行的招降王立，也吩咐在暗中执行，不得暴露国信，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对于江南却是十分示好。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回江南省亲，然后又以留梦炎等南宋故臣为首展开了新一轮的议和活动。
正在江北打的热火朝天的时候，大宋却接二连三的遇到了喜讯，首先是乃颜遣从日本转到而来，要与大宋结盟，攻击忽必烈。这个事情还在考虑之中的时候，海都尝到了火器威力的甜头，也向蒲寿庚下了大量的订单，请求给予补给，三方互相约定，永不侵犯。
正在得意之间，江北忽必烈却是命令自己的孙子答剌麻八剌为南王，前来洽谈议和事宜，由答剌麻八剌的封号上就可以看出，忽必烈暂时对于大宋没有什么敌意，因为北方鞑子，无论是女真还是西夏、蒙古，只要对南方封王，无一不带有“平”、“镇”“扫”之类的征服之词，而对于答剌麻八剌的封号仅仅是南王，而不是平南王，就可以看出了向大宋示好的意思。
一时间，无论是大宋的朝员还是百姓，心里顿时都充满了自豪的感觉。百余年来，何尝有过被多方人看重的势头，就算是一些结盟，也是被人屡屡看不起自己的模样。于是大宋负责接待各方使者的官员，连话语中都透露出矜持。
不过三方的接待官员，都不约而同的接到一份大致内容一样的协议：“联合攻灭对方，天下大平后，河南地归宋，河北归蒙古。”当这几份协议送到政事堂时，政事堂所有的成员都看着相互苦笑起来。
这些异族的话还能相信吗？政事堂议论无果，遂交与政务院讨论，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对于打仗的事情，政事堂还好说，政务院好像有些不太热心，对于三方抛出的这个香馍馍，连拿起来看一下的兴趣也没有。也可能是了连年的征战，一旦安稳下来，就不想动了。
而且关于蒙古人的灭国之恨，也不是每一个宋人都能轻易的忘记的，至少现在正在执政的官员之中，就没有什么妥协的意思，也可能是忽必烈以为南宋已经灭国，所以也没有想到留出后着。甚至连开封的那个顺昌伪宋，也只是临时树立起来牵制当时的福州行朝的。所以根本在新的南京政府，就根本没有一个代理人的存在，临时派去的留梦炎等前宋官员，也是南京政府眼中的叛徒而已。
想比之下，还不如海都和乃颜在江南朝廷眼里的分量，至少这两路人马当时都没有直接参加灭宋的军事行动，而且乃颜算是姜明间接扶植出来牵制忽必烈注意力的干将，而海都以前通过蒲寿庚已经和江南达成了遥相呼应的协议。
所以在举国的呼声之中，对于忽必烈这一方的势力反对之声愈加响亮起来，不由的使人想起在六十年前联合蒙古灭金的那种兴奋之情。不过中间多了一份理性，就是怎么能在联合之中更加的保护自己而已。
更有甚者，对于江北的战争根本就不敢兴趣，只是热衷于朝廷开放军需买卖，那样的话，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可以从中渔利，管他们江北是谁死谁活呢？怀有这样心思的人，为数还真的不少。
事情传到了姜明的耳朵里面，知道事情有些不妙，现在江南的过于平稳，大力的扶植商业，农夫们也恢复了生产，大家基本上都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已经使许多人安于现状，不再想参与到战争之中，更何况，江北，特别是在黄河沿岸之地，一直到四川、山西和陕西等地，已经失去了太久，除了一些读书人之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