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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驾崩→以皇后和大将军为首的外戚联合宦官，册立小皇帝→外戚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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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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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册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团←宦官专权←皇帝联合宦官打击外戚，杀大将军全家
造成这种肥皂剧重复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东汉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还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驾崩了，从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册立小皇帝的机会。可想而知，多数东汉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这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道德败坏，而是由东汉帝国的制度决定的。
当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时，民生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视。公元2世纪是一个全球气温变冷的时代，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都受到严重影响，东亚地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灾、蝗虫接踵而至，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几乎每年都产生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由于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各级权贵们又巧取豪夺，帝国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和经费来赈灾。因为职责所系，外朝官员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接触到下层民众，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也就更会义愤填膺，对中朝领袖热衷于册立小皇帝的自私举动嗤之以鼻，但有勇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官员并不多。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帝国，就这样喝着自酿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缠身中缓慢而又绝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都悲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内。这个年号虽然很吉祥，却不能给行将没落的东汉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健康气息。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3）
第三节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政府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政府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所以必然会有值得批判的缺点。以西汉的两大贤臣为例，萧何有经济问题，卫青有人事问题，可谓人无完人。可是，如果赋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样的权力，他们确实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政府，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