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殿下教训得是。”马翔云笑道：“殿下志在天下，我等眼皮子确是浅了。”
“追根究底，还是你们对孤王不了解。”朱永兴举起杯，转了一圈示意，轻抿了一小口，说道：“有些话呢不好说，但要不说明白了，这心结终是难解。‘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是杨嗣昌说的吧？狗屁，这说的是人话吗，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
明末负责镇压张献忠的杨嗣昌所作的《西江月》，劈头便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诗在明廷的士人中还颇受好评，觉得说的很对。农民没粮吃，便要在家安静地饿死，怎么能乱跑给政府添麻烦呢？还敢抗粮、抗税，甚至造反给朝廷添乱，实在是死有余辜。
其实就李自成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陕北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
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也能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
一有“”便诿过于天，明廷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
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饥民“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
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
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八章 坦诚相待
既是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可称之为革命，但不同于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目的的良知革命，而是一场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肚皮革命”。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还是弹劾？罢免？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而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再说崇祯，朱永兴同情是有，但并不认为是一个明君。甚至对他颇多鄙薄。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
“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也是毫无用处。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与其说崇祯是有魄力，倒不如说是魄力用错了地方。在国家暴力机器之下，江南的那些富豪士绅无所动，偏要为难那些受灾的老百姓。要说富豪士绅能量大，可还能抗过刀把子？加税征粮，不服就抄家，损有余而补不足，应该不比动用大军前去镇压民乱代价大吧？
其实，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
崇祯十四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
而“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也是崇祯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当然，明亡不能归罪于崇祯一人，但作为这个帝国的“大老板”，出现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状况，他难道没有责任？为了平辽，屡次加征，要饿死数百万人，却还无法阻止鞑虏五掠中原，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个很有骨气的皇帝，身死社稷，算是一个悲剧英雄。但这不意味着他一定是个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