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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佐才微微点头，简短地答道：“老夫知道得很清楚。”
陈佐才不动声色，心里想到：“我倒是没有亲手杀过人，不过我为了保证军屯的生产曾经打过人，把我管理下的辅兵鞭打得皮开肉绽。最一开始我也感到恶心，但不得不强迫自己做下去，后来渐渐就习惯了。”陈佐才曾经彻底适应了那份把总的工作，但现在回忆起来，却发现自己又一次生出不舒服的感觉。离开云南好几年了，一直在书院里教书，他当初心安理得下令对辅兵进行惩罚，现在内心感到愧疚。
“所以，我提出士兵们只要服役几年，或者参加过几次战斗就可以退役。不过，这个办法对我不适用。我和他们做的事不一样，这几年和东南督抚打交道打得多了，我也开始分不清是非对错了。有的时候我会冒出一个念头，我想，如果是在五年前，我是绝不会和满清的官吏合作，眼看他们欺压汉人百姓的，也绝不会对文字狱袖手旁观的。但现在我首先会考虑我们四川大业的成败，比起我们在满清官吏心目中的形象，一些汉人百姓的冤屈根本就不算什么。”说到这里，邓名的脸上突然有了痛苦之色。
“慈不掌兵。”陈佐才又吐出了四个字。
“嗯，我总是安慰自己，毕竟这种事一定要有人去做，要有人挺身而出保护国家的安全。”
这次陈佐才没有让邓名等很久，立刻脱口而出：“国公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只是我想，等到十年以后，鞑虏被赶走了，战争结束了，我和我的上校们恐怕也都是半疯了——我不认为，一个县的百姓会放心地让一个杀人如麻的家伙当他们的县官，不过他们却认为战争的胜利者是最好的统治者，这真是古怪啊。”
“国公的话，老夫有些听不懂了。”陈佐才感到他跟不上邓名的思路了。
“我认为，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和我的上校们都需要好好的休息、放松，我们养成了一套黑白完全颠倒的规矩，这套规矩是用来对付敌人而不是自己人的。”邓名摇摇头，觉得军人未必是合适的官员，就算是战争英雄，恐怕也需要先冷静一些年才能重返政坛，至少也得等他在和平生活中消除了战争的影响再说。
“所以保国公才搞了这个院会出来吗？”陈佐才听到这里，突然有恍然大悟之感，他也见识过南明三王是如何驱使百姓的，邓名大概是怕自己会失控变成一个暴君。
“确实，是一个原因。”邓名觉得若是自己将来不进行过战后的心理恢复，很有可能会把带兵的那套观念拿来对付自己人，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逃兵毙了。大手一挥发动各种生产战役，根本不在乎有多少百姓被充作了炮灰——趁着现在自己还头脑清醒，邓名先把这个议会的框架搭起来，然后带着军队逐步习惯去服从它。不然将来走火入魔，会不会愿意用议会来限制自己就难说了。
“因此，我不愿意隐瞒我的作品，我也不会去刻意保持什么好名声，”邓名对陈佐才说道：“我会时刻提醒自己，把真实的想法和院会分享。你们在后方，基本上是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就算我自己察觉不到我已经发疯了，但你们肯定能看得出来——陈祭酒应该让四川的同秀才们明白，如果军人当得太久，心智不正常了，那也是为国家付出的牺牲，应该得到善待，让军人能够恢复过来。”
陈佐才仔细地盯着邓名看了半天，郑重其事地问道：“可以冒昧地问一下国公，国公驱逐鞑虏后的志向吗？”
“我的志向？”邓名哈哈一笑：“我希望驱逐鞑虏后，院会里坐满了来自全国的议员，他们代表着全天下的百姓……”说到这里邓名突然停住了，他本想说希望议员们会在他进门时全体起立鼓掌，出门时议长会说“我们代表全体国民，感谢您多年的为国效劳”，不过这个志向实在太大了，邓名觉得陈佐才肯定理解不了，今天聊得兴致勃勃，差点一不小心就吐露出来了。
“国公的心思，从来都是变幻莫测。”陈佐才等了片刻，见邓名已经没有继续的意思，就点点头保证道：“既然国公深思熟虑过了，那老夫尽力帮忙便是。”
……
北京。
蒋国柱不久前送来一份报告，称他负责的哭庙案和奏销案都有了起色，哭庙案的首犯金圣叹等人已经畏罪潜逃，没有了领头人后，蒋国柱亲自指导地方官施展手段，把涉案的外围人员分化瓦解——这些没有潜逃的人本来还对清廷心存幻想，所以才会留下。而蒋国柱的方案是“挑动缙绅互斗”，他暗示那些寄希望于清廷宽大的人们：朝廷和两江总督衙门已经不打算追究此事了，不过出于官府威信的考虑，需要一两个替罪羊，然后就会赦免其他的人。
至于具体的人选，蒋国柱也没有指定而是让缙绅们自行决定。他还拿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说官府默许众人分担那个顶罪的人遗留下来的责任，换言之，就是众人负责照顾顶罪者的家人，凑钱弥补该人被抄家的损失。
不出蒋国柱所料，为了顶罪的问题，本来就不太团结的缙绅联盟立刻出现了裂痕，他们之前能够形成这个联盟还是因为浙北的榜样；不过当蒋国柱明确表示官府没有特别针对的对象后，这些缙绅就又开始举办赛跑比赛——不过蒋国柱可不是邓名，他并不打算只吃掉最后一名。
在经过互相举报和陷害后，蒋国柱抓走了几个缙绅，然后要求其余的人按照最开始的约定办，让他们合伙儿照顾被捕者的家人。在这期间，蒋国柱偷偷对其中的一批人说，他们本来就不在官府的严办名单上，就算没有人顶罪，也最多是罚款了事。
蒋国柱估计这些人听完后肯定会觉得自己其实也没大事，分担顶罪人的负担非常不公平，等这些人再为此事闹起来后，蒋国柱再把之前他们互相陷害、告密的信分发一下，估计就能让黑名单上的缙绅们彻底反目成仇——蒋国柱计划分三批到四批把这些富户都抓起来，没收财产，然后卖给四川人。至于查抄所得，蒋国柱计划把一成送给北京，用三成购买四川的债券，剩下的用来养兵。
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蒋国柱吹嘘了一番自己的忠诚和干练，拍着胸脯保证，至少能够给北京运去一百万两银子。
把蒋国柱的奏章轻轻地放到了桌子上，索尼沉吟了一会儿，对鳌拜和苏克萨哈说道：“现在江南如此混乱，归根结底还是在邓名身上。”
“正是。”鳌拜和苏克萨哈异口同声地答道，然后一起满脸期待地看着索尼。
不久前康亲王杰书又上了一份奏章，认为等拿到漕银后，清廷就可以挥师西进，取道潼关入陕西，集中河南、山西等地的绿营精锐于保宁、重庆，再加上精锐的河西兵，与邓名再次决一死战。
杰书显然不愿意灰溜溜地返回北京，而且无论是他还是遏必隆，都对淮安的失利相当不服气，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水网密布，江南人心浮动，侦查不利加上朝廷一再催促等原因，他们不会遭遇挫折。而从保宁、重庆出发，只要粮秣准备充足，辅兵和牲口带得够多，完全可以走陆路攻击成都。
只要攻陷了成都，那所有的动荡不安自然都迎刃而解，就是和邓名拼个两败俱伤，也能阻止他继续无休止地利用水师优势骚扰湖广、两江、浙江、山东——与其让官兵在这么大的范围上疲于奔命、处处设防，还不如集中人力、物力荡平了四川。
这个计划鳌拜和苏克萨哈也是认同的。作为去过四川的战将，鳌拜表示，他认为走汉中这条路攻击西川是完全可行的。虽然路上没有什么人，但确实可以靠大量的民夫和畜力来解决运输问题；对于陆战，清廷也还有一定信心，而且北方的军队士气也还不错。比如河西的赵良栋，就多次叫嚷有信心把邓名一举荡平——在邓名烧死了洪承畴、袭杀了胡全才又生擒了郎廷佐后，敢这么喊的人就没有几个了；而在高邮湖、浙江和山东之战后，赵良栋这样的好汉就更稀罕了，若是去打成都的话，赵良栋这样的猛将一定要带上，他的好搭档张勇和王进宝不用说也得一起去。
只有索尼依旧担忧，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会让清廷有被掏空家底的危险。
要是能一劳永逸当然好，那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而且还能靠象牙和翡翠来弥补损失——高明瞻不是说西藏都是满嘴长牙的大象和用来当门垫的翡翠吗？
可若是战事不利的话，那清廷又该怎么办？
“若是几年前我们肯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发愁了。”鳌拜见索尼又没了下文，焦急地劝说道：“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花这笔钱、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再过些年，邓名的流窜范围只会变得更大，朝廷的负担更重，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连下这个决心的能力都没有了，那才是追悔莫及啊。”
第五十三节 霸气（上）
尽管是在战争期间，但川西依旧有大量的奢侈品通过重庆流入北方。象牙不用说，一直就是宝物，现在就是翡翠也取代了原本玉石的地位——除了翡翠硬度高、色彩漂亮以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翡翠有稳定的货源。日渐兴旺的珠宝生意让北京相信四川那边确实遍地是黄金，打下成都肯定能弥补朝廷的财政支出而有余。
这几年来，邓名陆续往四川搬运了几百万人口了，按说川西也重新变得人口稠密，能够让清廷的大军有机会沿途征用粮食和人力了。辅政大臣手中没有西川人口的准确数字，他们估计现在西川应该有三百万壮丁以及和这个数字差不多的壮妇，而这个估计是根据南方的督抚的奏章得来的。
一开始邓名到长江中下游时，各个督抚为了推卸责任，拼命把邓名的收获往少里说，竭力想让朝廷相信邓名在他们的家门口损失折将。不过同时督抚们又使劲夸大邓名在他们那里的所得，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卸自己的责任，表示匪势庞大都是他们邻居造成的；而后来皇帝死在高邮湖了，承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