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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为什么都是去开拓荒地的，我们汉人和红夷的遭遇完全不一样呢？”又有一个湖州士人忍不住大叫起来。
“为什么？”金圣叹的儿子听得有些糊涂了。虽然不知道移民规模有这么大，不过海外移民生活艰苦倒是不让人感到太奇怪，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如果没有荷兰人做比较，那大概很多士人都会认为是理所应当，不会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农民是带着锄头和镰刀出海的，他们只带了农具。而红夷除了农具以外，还带着枪！”现在湖州人对步枪有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因为亲眼看到了浙江总督衙门的欺软怕硬，所以对川军的小册子上的道理也深为赞同：“我们的农民不但没有带枪，而且还心虚，觉得自己是客人，是去主人家里做客，讨一口饭吃，就逆来顺受；而其实这些荒地都是老天爷的，谁开垦了就是谁的。”一个浙江士人挥舞着川军发给他的小册子叫道：“这书上说的好，凡是那些自己不干活，专门杀人、抢劫的土人其实和豺狼一样，他们只要敢在汉人的篱笆外打转，我们怎么对付狼，就应该怎么样对付他们。”
第五十一节 保卫（下）
浙江士人知道遇到的这些江南士人都是逃难去四川的，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流露出轻视的样子。首先，人的观念是不太容易一下子彻底扭转过来的，虽然现在湖州、嘉兴的缙绅阶层已经转变了观念，以前认为子弟只有读书好才是有出息，现在修正为敢于拿起武器保护宗族。这些来四川的浙北士人都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定型的年轻人，他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看不起继续读书的年轻士人；其次，就是四川分发的那些宣扬帝国主义的小册子里，也丝毫没有贬低读书人的意思，只是把这种差异定性为分工不同。
“我们大汉文明，既需要保卫者，也有需要保卫的东西。”庄允城的一个孙子对金圣叹的儿子说道，帝国主义理论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是很有煽动力的：“我们是保卫者，而我们的文字、服饰、饮食风俗就是需要去保卫的，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如果每个读书人都弃笔从戎、不传播文章诗词了，那我们和鞑虏蛮子又有什么区别？”
和这群浙北人接触了几天后，不少吴县的年轻人也去找父辈嚷嚷，比如金圣叹的儿子就突然改变了志向，不打算跟父亲去叙州教孩子念书了，而是嚷嚷着要跟浙北人去成都读军校：“孩儿也是七尺男儿，要当保卫者，不当需要被保卫的。反正有弟弟们在，父亲、母亲大人也不愁膝下无人。”
……
此时邓名也返回了成都，今天他赶去拜见书院的陈佐才祭酒，希望后者能配合他在书院进行更广泛的帝国主义教育。
现在陈佐才刚四十多岁，不过因为成了四川、至少是成都府的老宗师，几年前在云南还一身短衣、能飞身上马的陈把总也是大变样。陈佐才是一身的儒生长袍，头戴方巾，走路的时候手里永远提着一根龙头拐杖，还在努力地蓄须。
“陈祭酒别来无恙？”邓名看着陈佐才那颌下越来越长的胡须，觉得说不定再过两年陈老宗师就要动念头把胡须染成花白、甚至雪白的了。
“国公怎么这么晚才回都府？”陈佐才知道邓名回到四川至少两个月了，但一直呆在叙州那边，两天前才刚刚返回成都——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凯旋仪式。
现在书院已经成立了一个体育系，系主任当然就是帝国议员格日勒图教授。体育系里面有一半的老师都是格日勒图主任的蒙古老乡、前禁卫军同袍，其他的也基本都是退伍军人。凯旋仪式那天，格日勒图作为议员不好意思去凑热闹，可全系的老师都跟着一起去抢钱去了；这些体育老师的收获还蛮不错的，昨天在系里大笑大嚷，互相吹嘘着自己的收获，陈祭酒的办公室虽然距离很远，都听得一清二楚。
自打从缅甸回来那次开了先例，四川同秀才就认为保国公每次得胜回来，他们必须要白吃一顿。在叙州的时候，邓名被欢迎的帝国国民拦住，不得不分银子给大家，见者有份，请在场的全体同秀才喝酒后，听到风声的成都人就望眼欲穿地等着邓名回来。
“还不是因为同秀才们要看我军获胜的证据？”邓名无奈地说道：“这次从城外赶来了那么多人啊！我卖了好几个月的翡翠和象牙，攒了一大笔钱才回来的，本以为绰绰有余，结果差点就不够了。”
寒暄过后，邓名就说起来意。虽然陈佐才从来都不公开赞同邓名的帝国学说，不过在协助官府宣传方面，书院还是相当配合的。早在好几年前，熊兰拿出一套理论，认为只有不停地出去抢夺人口，才能维持四川的经济高速发展，没过多久，陈佐才就把它定为学生要在书院学习思考的课程之一。
不过听到邓名说打算往南洋移民，而且是武装移民，去占据那些不知道距离成都到底有多远的海外领地时，陈佐才还是感到难以理解。
“可惜国姓爷去世了，不然这种事就不用我来做了。”邓名叹了口气，失去了金门、厦门之后，郑经的态度软化了很多，同意和邓名分享对日贸易。通过使者往来，邓名也知道郑经正在台湾实行重税，以供养延平藩那支庞大的军队。
“陈祭酒可知道，为什么现在延平郡王会在台湾提高赋税么？”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陈佐才觉得邓名问这个问题简直是看不起他。
当初孙可望为了凑出钱粮维持西营的几十万大军，以便让西营能够同时在保宁、襄阳和两广三线发动攻势，他把治下的大批百姓都赶进军屯去当辅兵，那可比郑经狠多了，郑经起码还允许自耕农存在，只是提高税率而已。三王内讧以前，西军能够发起全线攻击，即使战败了也很快就能再一次卷土重来，确实是激动人心，但军屯中的的苦难，陈佐才也是亲眼目睹过：“台湾有多少人口？五十万还是六十万？土地也不是金、厦那样已经开垦好了的吧？延平郡王要维持三万甲兵，还有上千条战舰，还要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不抽重税怎么可能？延平郡王没有把百姓都变成军屯里的辅兵，就算是仁德了。”
“因为现在延平郡王失去了对台湾海峡的控制，”邓名的回答却和陈佐才想的完全不一样：“现在不但我们，就是荷兰人也重新大量出现在了日本，他们很多人没有向延平郡王纳过税，所以还能和我们的商人竞争，导致我们的利润下降了。这种情况在国姓爷出兵台湾后，本来已经消失不见了，那时候荷兰人要不想承担重税，就要退出和日本的直接交易。所以现在延平郡王养不起军队了，他不得不依靠收重税来保证军需。”
陈佐才觉得邓名的话里有话，就闭上嘴等着邓名的下文。他把自己的龙头拐杖握在手里，摆出一副老气横秋、食古不化的模样。
“陈祭酒知道，我们四川收的农税一直不高，一开始是靠发行欠条糊弄过去的，然后就是靠贩卖食盐、收赎城费，接着就是漕银、债券，现在我们又在武昌到南京开了几个证券交易所。我们一直是靠长江沿岸，甚至靠着山东、浙江、缅甸的数千万人的财力来供养四川的百万同秀才。所以，现在四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还有庞大的舰队，但是百姓的负担并不重，最辛苦的农民几乎可以拥有他们所有的产出，而工商因为有军队的保护，所以做什么产品都卖得出去，如果遇上竞争者，帝国军队就去帮他们砸场子。就是和夔东的盟友，和云南的晋王交往，我们能够不停地退让妥协，努力消除他们的不满，也是因为我们的家底厚，不用冒着发生冲突的风险去和他们斤斤计较。如果我不肯这样一次一次吃大亏的话，虽然我不想挑起内讧，但说不定会有人眼红我们的地盘，找茬挑起针对我们的内讧了。”
邓名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四川的蓬勃发展，和同盟的良好关系，都是从对外掠夺中受益。
“现在关起门来说话，我承认我们是在掠夺长江下游几省的百姓。虽然我有底线，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胞，比起清廷和孙可望之流，我们对那些老百姓要好得多，但这依旧是在掠夺。可是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掠夺下去，或迟或早，我们要从四川打出去，我军要把更多的土地从清廷手中光复回来。那时我们该如何对待光复区的百姓呢？”
邓名觉得，他肯定可以比清廷做得好，清廷垄断老百姓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而且还想尽办法地愚民，禁海圈地，这些事情邓名肯定都不会做；但如果新光复区的百姓想立刻和四川的生活水平看齐，那也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人身权力依旧被束缚在宗族和缙绅的掌握中，因为邓名没有足够的钱去赎买这些人的政治权利：“可是，如果我们有海外的收益，这些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不但不用为了打仗抽重税，还可能广泛地免税，让贫民也能吃饱饭，发给地主津贴以换取他们减免佃户的租税。我们固然一定要赶走鞑虏，但如果能让汉人少死几个，百姓们不用承担沉重的赋税就能做到这一点，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邓名需要向海外扩张，而且他认为这个机会随时可能出现。因为英国人告诉邓名，他们的祖国对荷兰人垄断海上贸易，对西班牙人垄断南美的金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在邓名看来，现在英国人对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观感，和德国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英国的看法差不多。而且邓名还记得在他的前世，当德国跳出来挑战英国时，日本做的就是在亚洲一个劲地横划拉：先是装成英国的朋友发了一笔财，然后就撕破脸直接下手抢。如果不是日本实力太弱，而且德国的两次挑战都失败了，再加上美国这个巨无霸，日本本来说不定能捞到比德国这个挑战者更多的好处。
不过现在并没有美国，中国的实力也要比巴达维亚和菲律宾的荷兰、西班牙人强很多，只是受到了航海能力的限制。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