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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名的前世，关于东罗城防御战的记载是这样的：二十二日清晨已经攻上城墙的顺军的攻势突然停止，并退回了一片石，大难不死的守将冷允登立刻派人联络多尔衮，对守住城堡的解释是闯贼突然纷纷落城，是天助吴军和“王师”；而在一片石战后，进入北京的清廷组建的兵部要吴三桂为部下叙功时，吴三桂则语焉不详，最后在兵部再三催问下，吴三桂回信说此战的经过多尔衮心知肚明，他就不用赘述了。
“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当巩焴叙述到这里的时候，邓名彻底糊涂了。
巩焴没有立刻解释，而是反问邓名，刘体纯是否说过山海关的经过。
“我就知道刘将军军纪严明，整师而还，人马几乎没有损失。”在惨败中保存了绝大多数兵力，这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后来怀庆等反击，就是依靠刘体纯完整的兵力和紧急从湖广调来的袁宗弟部。邓名对刘体纯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极为赞赏，认为这值得大书特书，但刘体纯本人对此却从来不详谈，邓名私下认为这大概是因为刘体纯不愿意谈论这场惨败。
“制将军不是人马几乎没有损失，是没有折损一人一马。”巩焴意味深长的说道。
邓名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因为这话彻底颠覆了刘体纯在山海关中之战中的表现，但他不能相信刘体纯会是临阵脱逃的人，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就绝不会继续得到李自成的信任，和刘体纯之前、之后的表现完全不符，而且就算是临阵脱逃，又如何做得到一人一马都不损失？
“因为这就是吴三桂第三次投降，嗯，用投降这个词不对，应该用‘合约’更准确。”巩焴的脸上已经完全是痛苦之色：“皇上最后一次相信了吴三桂，而结果就是我军的惨败，而在惨败发生前，制将军已经奉命停止前进，回头返回北京了……”
“你们，闯王，居然和吴三桂议和了吗？”邓名现在的吃惊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
“是的，吴三桂说只要归还太子给他，还有北京，让他做大明的摄政王，他就和我们并肩对付鞑子。对了，还有他的陈妾。”
“太子，北京！”邓名站起身来，不可思议地喊起来：“这怎么可能？”
“闯王同意了。”巩焴语言低沉：“我们把陈妾、太子都交给吴三桂了，甚至连吴襄都愿意交给他。而吴三桂说，为了证明他的诚意，可以先让他父亲留在我军中，他只留下了太子和陈妾。还有北京，闯王都同意还给他了。”
这桩发生于二十二日的城下之盟见于《国榷》、《明季北略》、《平寇志》，最详细的记载则是王永章留下的，作为在顺军中护送太子和陈妾的太监，他留下了此次李自成和吴三桂盟誓的全文。
“是你们的城下之盟，你们攻到了城下，怎么条件全是有利于吴三桂的？”邓名高声问道，但片刻后他就反应过来：“闯王心知肚明，他不可能同时对付吴三桂和鞑子，即使强攻下了山海关，他也精疲力竭，无法对付近在咫尺的多尔衮了。所以对东罗城的攻击，已经是虚张声势，以战迫和了。”
巩焴无声地默认了，山海关的对外防御能力远远强于对内，李自成选择出一片石、攻击东罗城，而不是在拿下南北翼城直扑山海关本城就已经暴露了他真正担忧的敌人，因为即使拿下东罗城，依然要面对山海关，而这正是山海关最坚不可摧的一面。连没有去过山海关的邓名都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想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吴三桂肯定也已经意识到他依旧握着重要的讨价还价筹码，而他在李自成最需要的时候用这个取得了他想要的结果。
“但吴三桂立刻就毁约了，你们不是被偷袭了，你们是在退兵、或者说是在调整军队部署的时候被吴三桂乘‘胜’追击了！”
笔者按：山海关之战，有很多疑点，进程扑朔迷离，比如提到的李自成确定十三日誓师进攻山海关却突然在十二日向密云仓促出兵，随后李自成的进军路线，以及李自成选择攻击山海关的方向，一片石到东罗城攻防战的诡异变化，还有多人提到的吴三桂和李自成二十二日誓约和它的原文等等，笔者把这些疑点一一列出，然后按照本书的推测串起来，本节的上下两部分都是借巩焴的口把这个推测路线说出来。因为笔者觉得，这个推测似乎可以让各种难以理解的疑点变得可以理解。至于吴三桂第一次诈降前陈圆圆为集中借口，真实目的是为了第二次诈降争取更多的时间，这个也是笔者的理解，自认为比吴三桂是个情圣更可信一些。本节下还会涉及到一些李自成这段时间前后的疑点，如果按照清朝史官的说法，那太多疑点简直是无法理解，尤其是李自成回到北京后再次释放吴襄、并在两天再次抓起来处死，这太匪夷所思了；笔者以为如果本书的推测成立，那么李自成的战略就清晰可见，各个选择和反应、包括上面提到的释放、处死吴襄也是理所当然——读者若有不同意见，欢迎在书评区讨论，书中只是一家之言，因为这段历史实在太模糊了。
第五十三节 惨痛（下）
根据李自成和吴三桂的誓约，李自成不但立刻将太子还给了他，而且还答应让出北京城，让吴三桂去辅佐明朝的太子，“自誓以后，各守本有之疆土，不相侵越，所有大顺已得之北京，准与五月初一交还大明世守。”而誓约的最后一句则是：“如果北兵侵扰袭掠，合力击之，休戚相共。如违此誓，天地亟之。”
“归还北京，做摄政王，闯王开出的条件真是很不错啊。”如果不是有前世的经验，邓名估计大部分人听到这个条件恐怕都会心动，毕竟当时清军还没有在关内成功立足，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的话，估计清军仍然不能；而吴三桂凭借这样的功劳，很有可能成为曹操一样的人物，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巩焴没有讲，但邓名觉得李自成开出这个条件的时候，肯定会认为至少能安抚吴三桂一段时间，但却没有想到吴三桂毫不犹豫地倒向满清了，放弃了独立权、掌握朝政的机会以及再造朝廷的功勋，剃发投降了多尔衮，甚至连一丝的犹豫都没有。
“吴三桂知道他根本守不住这么多东西，就算他贪心拿下来，最后也得被别人夺了去，而且还会多面竖敌耗尽他的兵力。不过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平西王面对这么大的诱惑，居然一点儿也不心动，或者说就算心动也绝对不会为此去莽撞行事，当真是豪杰啊。”说到后来，邓名对吴三桂都忍不住用上了平西王的称呼。换个稍微头脑不清醒的人，恐怕都会抱着“富贵险中求”或是“不做怎么知道做不到”的心理去赌一把，替李自成挡住多尔衮，或是暂时继续中立，而不会让清、顺之间的平衡被立刻打破。
对吴三桂来说，这无疑是极其明智而且有利的选择，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大不幸了。收起所有对吴三桂的轻视之心后，邓名又开始琢磨李自成的策略，发现其中的算计也是相当了得：“北京刚刚拿下，闯王说还就还，如果能不毁约的话——那闯王还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皇上当时的难处和吴贼一样，甚至比吴贼还要大上很多，”巩焴又是一声苦笑：“而且早已经骑虎难下，国公大概想不到吧，在山西的时候，皇上、平章就不想打北京了，但形势比人强，逼得皇上不得不一步步走到北京城下。当时若是能把北京扔给中立的吴三桂，坐山观虎斗，那平章恐怕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永昌元年，李自成刚刚取得陕西，同时命令袁宗第经营湖广，河南的根据地因为东林大佬侯洵在开封掘河，已经变成了一片泽国。四川的张献忠态度暧昧，北方已经和清军接壤，大顺的战略形势依旧相当严峻。
而一开始对山西的进攻，本意也是为了西安的安全而发动的扫荡性战争。当时明廷判断李自成如果有意进攻京师的话，也肯定不会走山西这条路，因为上面重兵密布；但没有想到李自成偏要走这条路，因为李自成的目标本来就是严重威胁西安安全的这些明朝重兵，而不是北京。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山西明军闻风而降，十几万大军向六万顺军交出坚城要塞。
“东征唯一的一场仗就是宁武之战。放在河南可能这都不算什么，因为周遇吉前后就守了一天，然后就被我军击败了。在河南的时候，这种一天见胜负的仗估计很快就不会有人记得了，但东征中的宁武之役被反复提及，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好提的了。而且就是周遇吉，其实都是误会。”永昌元年的东征，是大顺的辉煌胜利，但巩焴说起来却毫无喜色。
“误会？”
“是啊，从西安出发的时候，我们有六万军队，权将军（刘宗敏）带着两万前锋，号称五十万，皇上带了四万人，号称百万。我们宣布要推翻明廷，号召地方官吏献土投降——出征嘛，总要有点气势，把目标说的大一些。但没有想到居然这么轻松，出兵后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大半个山西，受降了十万多明军。而周遇吉把我们的檄文信以为真，误会我们确实是要奔北京去的，所以他弃城逃跑，放开了通往北京的大道逃去西北面的宁武关，多半心里琢磨着：你们不是要去北京吗，那你们过去好了，让我呆在这里看看风头。”但李自成此战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证西安的安全，当然不能让周将军在身后看风头，就离开大道追了过去，赶到宁武城下把他消灭了：“打宁武用了一天，打完皇上就想回师了，因为连姜镶都投降了，整个山西已经平定了，明廷能够用来威胁西安的重兵已经全部不复存在了。”
“可你们没有回师，”邓名隐约猜到了李自成的难处：“因为投降的明军太多，闯王养不起了吗？”
“正是，陕西三边本来就需要外地赋税的支援，不过靠着整顿吏治，还有没收的秦王府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