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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坏处就是让东南的清廷督抚变得团结起来，现在不会再出现以前那种竞相坑害邻居的行为了。如果邓名没有任何借口就去攻打蒋国柱的话，武昌和南昌的二张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幸灾乐祸，而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因此，看起来似乎只能打浙江。浙江总督赵国祚（因为邓名的影响赵国祚一直没有调任山西）上次向福建总督李率泰借兵抵抗，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缴纳了赎城费送走了川军。听说最近他一直在和蒋国柱私下联络，说不定过些时候也会奏请朝廷批准建立温州剿总，让周培公兼领浙江布政使。
任堂等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现在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福建总督李率泰坚决主剿，所以赵国祚还在迟疑不决，怕露出破绽被福建的主战派发现，反倒给自己惹罪。川西集团都认为，若是等周培公就任浙江布政使，那攻打浙江就会变得和攻打南京一样投鼠忌器，所以要打趁早；现在去痛打赵国祚一顿，还不至于引起长江中下游督抚们的激烈反应。
不过即使还没有设立温州剿总，打赵国祚似乎还需要寻找借口。因为上次任堂、周开荒他们收赎城费时，许下了三年不来的诺言。而赵国祚帮助明军收罗工匠等，也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如果毫无理由地攻打他，同样可能会激起剿邓总理衙门的惊恐不安，有损川军言出必行的声誉。
“或者干脆去打福建。”终于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福建比浙江要穷，路途更远；闽督李率泰的水平比较高，而且作为海防重地，驻扎在福建的清军质量和数量都要高于浙江。更有耿继茂这个藩王，藩王的私人军队战斗力比驻防部队还要可观。
因此，攻打福建是一件成本高、收益小的军事活动。虽然可以指望金厦的郑军协助，但战利品势必也要和他们分享，这会进一步降低出兵的收益——而邓名已经向帝国议会的议员保证，不经帝国议会批准，他不会发起任何需要川西父老贴钱的军事行动。
“宁可对外食言，也不能对内食言，还是先以浙江为假想目标制定计划吧。”邓名指示军方先以此为基础准备作战方案，计算一下再次进攻浙江可以获得的收益：“再把江南也算一算，如果一定要食言，那路过南京的时候勒索一笔也是好的。”
虽然邓名嘴上说他已经做好了无理由撕毁协议的准备，但其实他完全不打算这么干。之所以让手下准备进攻浙江和江南的预案，是因为邓名觉得他随时可能会与南京、杭州进入交战状态，这个原因就是“文字狱”。
虽然不精通历史，也不知道“庄氏明史”案以外的文字狱各大案的名称，就是唯一知道名字的这个文字狱，邓名也不知道爆发的时间。但他觉得满清肯定要大肆迫害江南文人，而这是邓名一定会出手干涉的，就算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他也不能坐视清廷如此为非作歹。
预先做计划就是为了避免明军到时候措手不及，不要在临近行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没有准备。可是邓名至今仍没有见到任何文字狱爆发的迹象，这让邓名也不禁有些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影响，使得清廷对汉人言论方面的容忍变得要比他前世强了。
……
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鳌拜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大案。比如去年吴县有十几名秀才哭孔庙，控告知县贪赃。在邓名的前世，蒋国柱因为镇江之败被免职，由朱国治接任，吴县县令属于他的亲信，因此将十八名秀才一起抓起来，最后全部处死。可这次蒋国柱采取的是怀柔态度，接受了秀才的状子，把那个属于朱国治派的吴县县令撤职下狱，最后以贪赃罪处死。
最让鳌拜关注的是，朱国治之前还炮制了一份奏销计划，计划以欠明朝的税为理由，黜落一万到一万五千名东南进士、举人和秀才。对清廷来说，这无疑是立威的好手段，而且还能带来巨额的财政收益。不过在朱国治的奏章进入朝廷讨论前，就爆发了高邮湖之战，随后朱国治也因为出卖先帝的罪行被处死，这个奏销案也就中止了。
免去一万多人的功名，并罚银追缴，鳌拜当然明白这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如果朱国治的计划成功，除了巨大的财政收益，还能震慑地方豪强，让他们对清廷心怀畏惧。不过鳌拜也知道，处理不当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就算鳌拜下定决心，在邓名和郑成功还严重威胁着东南安全的时候，蒋国柱敢不敢执行朝廷的命令也很难说。
第五十节 债券（上）
虽然其他人都把土地视为永历或是邓名的，但是邓名既不认为国土属于皇上也不认为属于自己，因此毫无心理负担地送给了愿意移居的退伍军人。不过除了不花钱的土地，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东西。比如给移民的粮食、种子、各种工具以及车辆、牲口，这些都要花费成都的财力。
“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邓名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放在三年前这绝对是一件发愁的事，不过现在川西的马行、铁匠铺都源源不断地开始产出。随着大量移民涌入成都，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上升，连劳动力都不是大困难。供应退伍军人所需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川西集团也不会考虑重新占领绵竹、江油等地，以前成都自顾不暇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挪到城里来才好。
不过很快邓名就发现其实有很大的问题，上次去浙江，川西集团根本没有挣到钱反倒贴进了一大笔，而邓名也没有上缴缅甸的战利品给国库，而是拿去建设五十一亭了，所以川西集团有很严重的财政困难。成都和叙州都有大量的移民需要安置，而军费不能砍、教育经费邓名不同意砍，算来算去，好像除了开动印钞机加班加点地印钞票也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
不过这几年成都已经印了不少欠条了，现在移民刚到，赋税没有显著的增长，而能变现的东西也都卖了不少了——比如卖给剿邓总理衙门的那些漕船。
大规模印刷欠条的后果难以预料，邓名没有学过经济，只是定性地知道增加发行货币会引起通货膨胀，至于如何定量地控制发行数额就完全不懂了。手下的其他人，比如熊行长对此也一窍不通。
而需要的移民经费看上去相当不少，让邓名有点触目惊心之感，在吐出那句“不是问题”的豪言壮语后，他拿着文书愣神了良久，再也没有之前的底气了。
“万事开头难，我们需要为这些退伍军人提供一切最初的生活必需品，实际上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已经能省则省了。”刘晋戈、熊兰、秦修采等人看出邓名的心虚，急忙解释起来：“他们的口粮可以用军队统一运输，给他们的农具、被子、帐篷也都可以由军队来运输。不过即使如此，他们肯定要随身携带一些行李、衣服、细软，他们有家人，有些人可能还有孩子，离开成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来，肯定还会倾其所有购买生活必需品。”
军方也参与到这次的讨论中，他们在上次的浙江大移民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在此次的移民行动中也算是用上了。如果是军屯就简单了，但这些人是成都的同秀才，而且川西不允许强制移民，他们都有完整的公民权，如果只为了省钱，结果造成移民活不下去打算迁徙回来，那川西这次就赔本了。
穆谭指出，：“正如刘知府说的，万事开头难，因为道路完全荒废了，沿途的损耗会非常惊人，还有大笔的修路开支；但以后人来人往，道路不断修补，明年的花费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了。”
邓名把文书向后翻了两页，看到后面还有未来几年的预算，不可知的因素很多，但以后的花费确实是大大下降了。这些花费中有一项是对商队的补贴，移民搬过去了，不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他们可以打猎，向成都提供皮毛等货物，从商队手中交换日用品——这种商队很可能会赔本，但又不能没有，所以成都政府就给他们作保，凡是赚的钱都属于商人自己，如果赔了钱官府给补贴——现在成都官府不知道会赔多少，所以只能高估损失，统统列到预算中，等到商队往来几次后，官府才能有准确数字。
邓名仔细检查了一遍文书，觉得确实如部下所说，里面全是必须的花费，而且还秉承了邓名的一贯思路，就是官府和军队尽快地从运输工作中抽身，把补给移民的工作交给商人去完成。邓名认为商人很清楚什么东西是最受移民欢迎的，也知道那边什么出产是成都需要的，更会认真地计算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只扮演一个查账和监督的工作，以免又衍生出什么乱七八糟的腐败问题来，或是僵硬地让移民生产什么土特产，然后花一大笔钱把这些成都官老爷拍脑门想出来的货物运回成都积压起来。
把文书又看了两遍，邓名再次轻叹一声：“这样的话，移民还是会过得很苦啊，如果他们现在手里多一些钱，生活就能很快好起来。如果只想着现在省一点，可能就要拖慢他们好几年的步子。”
“那就需要印更多的欠条。”熊兰低声说道。从一开始发行欠条的时候，四川银行就致力于让印刷量和税收持平。不过这个目标越来越遥不可及，成都不断膨胀的经济规模也需要更多的通货来维持。依靠贸易收入和不断进入四川的移民，虽然欠条的流通量越来越大，但欠条并没有贬值。不过若是每次都要靠增印欠条来给“挥金如土”的邓名改善民生的话，那通货膨涨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点不需要太多的经济知识就能明白。
“如果用新开发地区的税收做抵押，如何？”邓名沉吟了片刻，询问周围官员的意见。这些土地开发出来后，肯定会有新的赋税——邓名不但不觉得他们制定的移民计划奢侈，而且还想拨给移民更多的补助：“再说他们购买更多的货物，对成都的工业不也是刺激吗？我好像听说有不少人抱怨，说一下子来了几十万壮男、壮妇，工作不如以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