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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郝摇旗和贺珍也采用了类似李来亨和刘体纯的政策，调整了他们和缙绅的关系，从委员会那里获得补贴，而李来亨和刘体纯则盼望着能够再提高一些他们的补贴。
不过今年的东南漕运开始后，委员会的利润就开始下降了。
首先去年很多收入是邓名勒索来的而不完全是商业收入，其次就是去年明军往来于长江上，起到了替代商船的作用。若是商业发达，沿江的百姓还可以向商船出售土产，或是提供薪柴、江鲜、粮食等物品，就像去年对明军做的一样，这些收入可以补贴一下家用，还可以进一步传递到不临江的地区，让农民可以通过多干一些杂活来补贴家用，承担赋税。而今年为了完成漕运，湖广和两江都不得不进一步征用民船，这进一步榨空了本来就疲惫不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的航运变得更加萧条，即使农民想多做一些零活，也变得无利可图，即使把这些余力全部投入土地，也不可能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了，只依靠土地所出本来就难以承担赋税，更不用说粮食、蔬菜、水果以及棉花的消费量和价格都在下降。
而禁海令给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以最后一击，大量的渔民和水手失业，正常的出口贸易完全中止。面对禁海令，山东、两江和福建、浙江的渔民开始冒死偷偷出海，但清廷手段极为严厉，下令各地官兵勒石为界，越过的百姓格杀勿论，为了生计而冒险的沿海百姓很多都死在巡海官兵的屠刀下。
即使是在江南也是一样，蒋国柱同样执行了严格的禁海令，第一，他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只有面对邓名这样手握重兵的人时才会容易说话；第二，蒋国柱虽然和崇明有协议，但是他同样不想把这件事搞的尽人皆知，所以除了少量几个走私码头外，其他地方执行禁海令时并无丝毫不同；最后，蒋国柱暗自盘算，若是禁海令执行的好，他和崇明的交易就可以取得垄断地位，比较容易抬价了。
现在两江的经济即将窒息，蒋国柱和张朝除了劝农桑就没有其他的应对方法，毕竟朝廷的赋税不能停。而因为不敢减轻清廷规定的赋税，所以劝农桑也就是一句空话，就算没有未来的经济理论，祖先也早就总结出来，想恢复生产就要轻税。因此现在两江的办法就只能是动员更多的官吏下乡，检查春耕、秋收，打击逃民，这种办法作用很有限，而且还给了官吏更多鱼肉百姓的机会。
看到田价下跌不止，而官吏依仗朝廷威势巧取豪夺，大批的小地主已经开始怀念去年明军过境时的时光了，那时有明军震慑，两江的官吏都收敛得多，而且粮价能够维持，还能够出售土产、买到便宜的货物，不少地主都私下议论，盼望着明军再次过境，让他们能够挣一些银钱好缴纳清廷的赋税。
缙绅的光景比小地主要强得多，他们目前还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比小地主和农民承受灾难的能力也强得多，不少人还利用赋税沉重大肆放贷，并趁着地价便宜的时候收购土地。
“这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任堂听周培公的密使说完后，立刻就想起了邓名的理论，不过他没有明言，而是继续讨价还价：“要想让东南恢复，就要停止向北京交税，蒋巡抚和张巡抚有这样的决心吗？如果有的话，我军倒是可以帮忙。如果两位巡抚没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总不可能说服北京的鞑子不收你们的税。”
直接向明军倒戈是不可能的，现在蒋国柱虽然正在利用走私渠道敛财，积极培养私人势力，但才鼓捣了半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大成效。要是明目张胆地反正，满清就是放弃四川、两广也一定会全力平定东南，只要北京不惜代价、不怕形势一夜回到十几年前，绝对能凑出一支可观的平叛大军，倒时候蒋国柱定然是死路一条；而如果邀请明军来助阵，先不说打不打得赢，就是打赢了那地盘也都是明军的了。
“现在和鞑子决战，有些太草率了。”不等周培公的使者回答，刘体纯就替他答道。
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清廷依旧有绝对的优势，而明军能够在西南相持，很大程度上是占了清廷兵力分散的便宜，越向西距离清廷的政治和经济忠心就越远，清军的补给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变得越弱，所以即使清廷拥有数倍、乃至十倍的国力优势，在西部的战线上也取得不了压倒性优势。
向东只能是袭扰战，目的就是掠夺物资加强自己，并且削弱清廷的国力，这点夔东众将都看得很明白。就算强大如郑成功也无法夺取东南，骁勇如邓名也无法稳固地控制哪怕一个据点，而夔东众将实力更差，李来亨现在和张长庚还算平衡，而郝摇旗、贺珍二人甚至连楚军都打不过，能够在襄阳站住脚还是因为武昌担心邓名的反应。所以委员会的这帮成员人人心里清楚，邓名采取的政策恐怕是目前对明军最有利的。
“委员会的意思是，”刘体纯第一次动用了这个机构的名义：“我们向江南出兵，攻破一些府县，让两江能够获得一些免税，不过我们的船只不够，需要川西水师助战。”
“贵使是这个意思吗？”穆谭有些惊讶地问道，如果攻破府县的话，就算能免税对蒋国柱又有什么好处？可如果只是装装样子，不让明军拿走库房里的积蓄的话，那刘体纯他们又怎么会积极地赞同这个决议？
“是的。”周培公的使者答道，接着他就说出了周培公的打算。
自从兼任了两江的布政使后，周培公对两江的事情也非常尽心，而且还是蒋国柱和张朝自立门户的积极支持者：因为周培公知道，只有在邓名具有极大威胁的时候，他本人才有最大的价值，无论他的衙门是叫“剿邓”还是“通邓”，朝廷因为前者而同意了这个衙门的设立，而东南督抚因为后者而厚待他。
对于东南的困境，周培公同样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如果情况继续下去，不但他的衙门会收影响，邓名可能会不满，而且蒋国柱和张朝在民间的口碑也会变得很恶劣——这对他们培植私人势力是很不利的，朝廷的流官不需要太在乎自己在民间的威望，但想当一个土皇帝就完全不同了。
蒋国柱的最初设想是拿一批缙绅开刀，理由就是这帮人怀念大明，对满清心怀不满。清廷一向对汉人的言论很敏感，这个罪名一定能让朝廷满意，而缙绅的家产也比较多，浮财可以充填藩库，土地可以用来安置迁海的移民，租给他们还会有一些收入。
不过周培公觉得不妥，因为这个借口虽然很容易被朝廷接受，但对蒋国柱的名声损害太大，除非蒋国柱拿出一部分所得来补偿江南的百姓——如果收拾一批缙绅，免了欠他们贷子的小地主的税，并分一些田给他们，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但蒋国柱斟酌一番后又舍不得出血。
最后这个计划就进一步修改，蒋国柱打算和明军达成秘密协议，由明军出面收拾一批富豪缙绅，而蒋国柱负责暗中配合，不给明军的军事行动制造麻烦，最后他们的家产双方二一添作五，而明军的出兵费用就不用蒋国柱另付了。
委员会觉得这个办法不错，闯营本来就对缙绅没有多少好感，而蒋国柱保证名单上的人都是对清廷最忠诚的一批——是蒋国柱和明军共同的敌人。江西在知道这个秘密计划后，也欣然加入，张朝表示明军再去江南前可以先在江西转悠一圈，把那些骑墙派、铁杆拥清派都杀光，而他负责让江西绿营演一场“兵来匪无影，匪来兵无踪，可怜兵与匪，何日得相逢？”
第七节 仲裁（下）
郝摇旗抵达奉节后，对周培公的建议也极为赞成。和张长庚打了两仗被赶出钟祥后，郝摇旗和贺珍都很清楚他们的实力与武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而在郝摇旗和贺珍看来，邓名强大的原因主要就是策略得当，每次都能利用军事上的短暂优势谋求到巨大的利益，利用这种利益再进一步加强实力，依靠一支精干的部队和炸城法威胁张长庚等人就范。
邓名一直担心他和张长庚的协议会引起夔东众将的不满，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对明军的约束，让他们扩展地盘受到了限制。而且邓名还向张长庚保证，若是夔东军试图攻击岳州、钟祥一线，川西明军会严守中立。上次路过武昌的时候，张长庚和邓名甚至还签订了一个补充条款，那就是如果岳州和钟祥遭到了夔东明军的攻击，邓名不但不能派遣部队，甚至不能提供运输和物资上的协助；作为回报，张长庚划出一片地给川西商人做仓库，用来储存川西越来越多的货物。
不过夔东将领对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并没有太大的不满，首先在郝摇旗和贺珍看来，这个协议对他们两个人的保护作用比约束作用要大，如果没有协议，那他们就得整天提防张长庚攻打襄阳甚至谷城，把他们两个赶回山里去。因为这个协议的关系，张长庚也对呼吁河南绿营支援自己没有多大兴趣——既然湖广总督都说物资吃紧，襄阳已经没有多少人，暂时不把收复襄阳当做首要任务，那么河南绿营当然不会自掏腰包来帮助张长庚收复失地。
岳州和钟祥一样，都是胡全才丢的，张长庚主政后收复了这两个地方，前者是武力从郝摇旗手里夺回，而后者是与李来亨协议收回的。李来亨当时因为兵力有限，加上人穷志短，自己把岳州贱卖给了张长庚，所以邓名签署了中立条约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现在手头阔起来了，李来亨有点后悔当初的交易，但加入委员会后，知道了邓名能够从武昌获得的利益后，已经算盘打得很熟练的李来亨自认为没有办法说服邓名毁约。权衡了一下能够从委员会中拿到的好处，比较了岳州的赋税后，李来亨暂时压下了对岳州的心思。现在李来亨计划利用邓名这个中立条约说事，让川西多补偿他一些，等自己的领地更稳固，实力更强大，能够单挑武昌后，李来亨再去琢磨如何吞下湖北自己的领地。
和李来亨一样，委员会成员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