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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提督，有了这些农具后，农业就发展起来了啊。”于佑明急忙辩解道。
“是的，我知道，但是必须要征收高税，保证输入的工具不低于都府自己生产的货物的价格。”邓名也知道这样有剥削成都农民的成分，但肉烂在锅里，只要钱是被成都本地人挣去了就无所谓：“没有利润，成都的铁匠铺就会破产，就算不破产他们也没办法雇佣更多的人手扩大生产，更没有钱去培训工人。种地固然重要，但光种地能种出铠甲、种出火铳和大炮来吗？”
邓名本来还想靠欠条诱惑武昌人去成都办作坊，哪怕是他们自发向成都移民开垦土地也好，现在于佑明的行为导致邓名的计划统统泡汤了。气愤之余，邓名又把朴烦叫来斥责：“你不是税务局副局长么？不记得我交代过，要对输入的工具抽高税了吗？”
朴烦并非不记得，可是税务局和于佑明的银行有利益关系，这几个月朴烦也拿了武昌这边的一些好处，发了笔小财。当然这个朴烦是绝对不会向邓名承认的，他辩称工业银行在成都开了一些作坊，所以从理论上讲，于佑明购买的不是工具，而是工具零件；而在成都出售的，也不是湖广的工具，而是在成都组装的、本地出产的工具，从而避开了邓名的征税许可。
“你们居然连这招都自己琢磨出来了，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了！”邓名更加生气，但仔细一想，好像自己当初的法规制定得确实有漏洞。
唯一让邓名欣慰的是，盐商顶住了工业银行和税务局的压力，目前成都五大盐商执行的是轮值制度，现在在武昌负责管理账目的是卢欢。
卢欢向邓名报告，现在平均每天运到武昌的川盐已经高达四万斤，基本满足了湖广所需，而邓名在下游的作战让淮盐一蹶不振，成都的盐商们对前景充满信心，已经自发地出钱在叙州勘探，准备在那里再开辟一些盐场。
盐商们与刘晋戈的关系很好，见到邓名后卢欢就竭力为刘知府分辨，称这件事刘晋戈并无责任。
这些货物都是靠军队赢得的，邓名定下的税率比盐还要高，给商人预留的利润只有二成左右。可刘晋戈对邓名到底从下游向武昌运回了多少战利品并无概念，所以也不知道税务局到底应该向他缴纳多少税收。虽然欠条代用券导致工业银行应缴纳的税赋缩减到了原来的二分之一左右，但数目依然相当庞大——明军从下游获得的赎城费、军费、赔偿、府库报效是个天文数字，即使刨除了明军的花销仍然高达数百万两白银，再经过几轮贸易，数额更是庞大，所以刘晋戈已经喜出望外了。
盐商可以算是刘晋戈在武昌的半个耳目，但他们既然无权去查府库的账本，那他们也无法向刘知府提供准确的数字，也就是今天卢欢才从邓名这里得知，本来成都能够拿到的赋税应该是现有的两倍。
“要是工业银行挣了很多钱，我也就不这么生气了，但他们居然也没有挣到很多钱，好处被武昌这里的缙绅分走了很多。”邓名对卢欢抱怨道：“于佑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尽心尽力地帮武昌向成都倾销货物，在定价上屡屡吃亏，拿到别人留下的一些残羹剩饭就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大赚特赚了。”
桌面上就摆着欠条凭据的协议，邓名指着那协议说道：“长江的航道控制在我们手中，明明是人家求着我们买货，居然还有赔偿条款，还是利滚利！再看下面这一条，这个凭据居然还要一成的保证金，武昌的这般奸商，他们怎么不干脆要求全额保证金呢？让我军彻底替他们打工算了。”
“提督不必着恼，”卢欢劝解道：“这本来就不是提督的意思，提督不承认便是了。”
“嗯。”邓名轻声应了一声。如果这份协议更苛刻一些的话，他估计就会不顾一切地撕毁协议了，不过这份协议定得相当巧妙，虽然侵害了明军的利益，但好像还在可容忍范围内，让邓名有些左右为难。想了一会儿，邓名还是摇头道：“不妥，虽然于佑明和朴烦根本没有权利签署这样的协议，但武昌这边的人认为他们有；我宣布这份协议无效很容易，也没有什么站不住理的地方，但武昌这边的人会认为是我出尔反尔，此例一开，将来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信用。”
武昌这里毕竟还是满清的控制区，邓名能够顺利地把生意进行下去，相当程度上还是靠着自己良好的信用，因此他也是投鼠忌器：“陆尘音没这个眼光，这里面肯定有周培公干的好事，他的条件很狡猾，不仅仅是贪得无厌，他算准了我不肯两败俱伤。”
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邓名随口称赞了卢欢一句：“还是你们明白事理，没有跟着朴烦他们犯傻。”
“这是我们自己的买卖，不能不上心啊。”卢欢两年前还是个辅兵，听邓名夸奖自己也是心花怒放。
“哦。”这句话让邓名若有所悟，他追问道：“你们不接受这个欠条凭据，武昌那边没有什么意见吗？”
“一开始是有的，陆尘音还跑去和叶老板理论，但叶老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些川盐都是我们盐商的私人财物，不是提督的货物，他也就不纠缠了。”至于盐商扣下的那三分之一的特别货物，都根据刘晋戈的指示换成了生铁和耕牛冲抵税款，那些货物也都被刘晋戈按照邓名之前的模式补贴给成都的商行，扶持他们的发展。
“嗯，确实如此。”邓名突然意识到问题所在。武昌库房的货物都是公家的，对于公家的东西，大部分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不珍惜，或者说，如果公家的东西能为他们换取一些私人的利益，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问题，不该让税务局来负责监督出售货物，这事怪不得于佑明和朴烦。”邓名琢磨了一会儿，又征求卢欢的意见：“如果我改变规矩，所有的战利品都不直接出售给武昌的人，而是先拍卖给都府的商人，然后让他们和武昌的人交易，你觉得会有人买吗？”
卢欢思索了一会儿，问道：“提督打算卖多少钱，又如何征税呢？”
邓名打算采用投标模式，以后把货物都分别让成都的商行竞标，价高者得。这些货物运到武昌时就已经是私人财物，然后货物的主人再与陆尘音去做买卖。若是将来成都的商人实力更强，跟随在军队中，明军可以在战后就把战利品当场出售掉：“知府衙门或是税务局不再负责货物的定价和出售，但这些货物我都会定下一个规矩，三分之一要保留下来只接受欠条，你们自己去判断到底值得花多少欠条买下来。”
卢欢略一思考，满怀希望地问道：“那我们盐商也可以参加这个竞标么？”
“可以，你们的钱，你们愿意怎么花都是你们的事。”
不过卢欢提醒邓名，刚才他还说过信用问题。
“事情是一步步来的，现在我就算想把货物都卖给都府的商人，也没有人买得起吧？就是找银行贷款也没有哪家银行能有这么多钱；我可以先拍卖以后运来的瓷器，告诉陆尘音他们以后想买瓷器就别找我了，自己去和瓷器商人谈；过上几个月、半年，我再把茶叶也卖掉，然后再卖丝绸……最后，想做什么买卖都不要找我，一律去和都府的商人谈。”
在江西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后，蒋国柱和张长庚开始动起了脑筋，他们都意识到官商模式有助于官府敛财。不过邓名却反其道而行之，邓名的办法对官府聚敛是不利的，但有益于提高成都的整体收入。
卢欢显然也是看到了这一点，经商以来他的见识不断地得到扩展：“这样提督挣的钱就少了吧。”
“如果你们不肯向我纳税，那肯定是少了。不过要是我无力维持航运安全，那你们的生意也就做不下去了，不是吗？很简单，如果保护食盐的付出比食盐税收还少，我就放弃保护食盐；如果保护丝绸贸易的代价不能从丝绸赋税中收回来，我就不再保护丝绸商人。就这么简单。你们贩盐的是生意人，我这个开官府的也一样是生意人。”
送走了卢欢之后，卫兵报告贺珍赶来军营求见。
第二十六节 生意（下）
听说贺珍前来，邓名亲自走出营外迎接。川军水营距离汉阳不远，从营门口就能看到汉阳城头上飘舞着的条幅，上面书写着：“誓死保卫大汉阳”。在经过武昌的时候，那里的城头上也有一幅一模一样的条幅，只是把“汉阳”这两个字换成了“武昌”而已。
张长庚派去邓名军中的使者在恭贺长江提督的高邮湖大捷之后，向他通报了贺珍和郝摇旗的行动计划，因此邓名对贺珍的造访也早有准备。
“贺将军。”
“邓提督。”
两人见礼之后，就一起走进川军大营，听贺珍又一次祝贺自己的胜利后，邓名没有谦逊而是反问道：“郝将军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大概也就是这两天了，东安郡王也会一起来，郡王早就想和邓提督一晤了。”贺珍初次听说邓名的时候，把他视作东安郡王朱盛蒗一般的人物，在昆明大火之后才意识到邓名和一般的宗室不同，不过初次见面的时候贺珍也称不上对邓名有多大的敬畏。
湖北连番大战之后，贺珍才意识到这是个能给明军带来胜利希望的宗室，至少能够让虁东军声势大张，士兵摆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境地。而在高邮湖大捷后，在本来就对邓名充满敬意的贺珍军中，更是掀起了一股崇拜的狂热。不仅是手下的官兵，现在贺珍本人也不再把邓名看作一个平起平坐的盟友，而是开始将其视为抗清同盟的领袖。
“提督急着要走吗？再稍等两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吧？”贺珍唯恐邓名这就要离开武昌，焦急地问道。
“没有关系，我不急着走。”本来邓名就和东南督抚约定，如果八旗坚持南征，他还要返回东南参战，邓名计划在武昌停留一段时日，确认东南风平浪静后才会返回四川，正好可以等郝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