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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并不是保守派的人。更不属于保守派代表荣禄的圈子，虽然他关于编练新军的条陈得到了荣禄的赞赏并在慈禧面前说的好话。袁世凯在思想上一直倾向于维新，他还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还亲自给光绪帝上过书，呼吁变法图强。袁世凯与康有为不仅认识，而且关系很好。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面临递不进去的困难，都察院和工部（康有为时为工部主事，相当于后世中央部委的处长）都不肯为之传递，最后还是袁世凯通过督办军务处代递的！
袁世凯亲近维新派不仅出于思想上的接近，而且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当时光绪帝大力支持变法，维新派大见信用。如论出于忠君还是谋求个人发展，袁世凯和维新派混在一起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讲到维新变法，就要提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
甲午大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毁掉了李鸿章的半世英名。也带来了帝国深刻的变化。
最早引发变局的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公车，古代指官车。早在汉代，文人进京考试，交通工具由国家给予解决。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进京。
在大清帝国，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利，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察、弹劾和建议的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政府机构。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机关，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压下来自行处理的特权。特别是当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议论了国家大事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时，官员们处理起来便不得不特别小心。
所以都察院的官员们选择了将请愿书压下来的稳妥做法。
但康粱显然不愿善罢甘休。在他们的鼓动下，“公车”们开始大规模的串联，一千多士子在请愿书上联合签名，其中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们几乎全部上阵。进入近代，广东和湖南这两个省份非常特别，几乎成为造反铁定无疑的发源地，湖南之士，广东之商，湖南之强而悍，广东之富而通。有广东和湖南带动，各省纷纷跟进，他们一定要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上书皇帝，以挽救国家。
康有为们的上书并未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并不甘心，随后的日子里，在běi 精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很多达官贵人支持并参加了这些组织，强学会的开办费1500两白银还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的呢。康有为们的宣传工作受到了效果，朝廷的上层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变法的主张，导致了光绪皇帝1898年农历4月11日颁布了变法的上谕。
一件深刻影响历史的事件发生了。
光绪四岁时被立为皇帝，直到1889年他十八岁时慈禧才将政权交还给他。但那是名义上的交还，重大的人事任免还是要慈禧点头的，具体的规定就是任命二品以上官员，必须请示慈禧决定。光绪帝为了推行新政，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怕慈禧不同意，只能提拔康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军机章京。
清廷自雍正朝以来，最高决策机构为军机处。军机大臣自然以满族为主，汉族大臣不过是装饰品，并不能真正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自光绪皇帝在军机处设了四个军机章京，这种状况就得到了改变。有了四个如同皇帝机要秘书的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反而成为了军机处的点缀了。这自然影响到旧臣的权力，进一步会影响到旧臣的地位。这样一来，随着新政的进展，皇帝及其身后的汉族维新派与慈禧太后及满族亲贵大臣的矛盾便逐步凸显了。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皇帝提拔的都是汉族才俊，新旧之争后面带出的是满汉之争。从那年的夏季，就不断有人给慈禧上书，满族大臣们抓住了慈禧对汉族骨子里的偏见和警惕，不断用皇帝喜用汉人歧视国族的话刺激慈禧，进而在八月初三，一位御史上书慈禧，希望慈禧有所动作，收回皇帝的权力，制止皇帝的“胡闹”。
第二十三节袁世凯的心事二
袁世凯不看好康有为所谓的变法，那就是一个毫无实际经验的狂生，用激进带有蛊惑性的语言给皇帝上书，迎合了皇帝急于变法图强的内心，从而取得了皇帝的信任。看看，康有为一帮人究竟干了些什么：将六部堂官大批的革职，让谭嗣同等军机章京顶替上任，弄得朝野纷纷扰扰，这些鲁莽的举动自然引起了保守派的厌恶。维新派们不懂得改革要争取朝野最大限度的支持，而是依靠皇帝的信任在朝廷制度上大做变革：开懋勤殿专预新政，以取代军机处，甚至准备延请甲午战争的仇敌伊藤博文做大清朝的客卿，以指点新政。
八月初，皇帝突然召见以直隶按察使官名正在小站专心练兵的袁世凯，对其编练新军的成绩大加赞赏，加授其兵部侍郎衔。使得袁世凯一举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要知道袁世凯之前是直隶按察使，三品官，而满清的制度，京官的品秩要高地方官一级，袁世凯平调京官，他应当是四品，但现在皇上赏他侍郎衔，那就是二品。等于凭空官升两级，难怪袁世凯对皇帝感激涕零了。
袁世凯此时还不知道皇帝和维新派的汉族大臣们有一个计划，在察觉保守派将有所动作时，他们意识到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的终极力量，比较了京畿周围的武力，最值得打主意的，还是袁世凯的那支小站新军，进而费尽心力拉拢袁世凯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晚，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谭嗣同。
他至今仍记得八月初谭嗣同到法华寺见他拿出皇帝的密谕要求兵谏太后的那段惊心动魄的话语，要求自己出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废黜慈禧。
那帮书生总是自以为是，在他们眼里，政变也是那么简单，只要自己给新军下达命令即可。真是可笑之至！且不说他们的主张是否被自己接受，就算自己愿意出兵，那也得将士用命才行。北洋新军中忠于朝廷的人不知有多少，远的不讲，号称新军三杰之首的王士珍就是彻头彻尾的忠于朝廷的人。一旦风声泄露，自己就是灭族的大罪！亏得当时自己沉得住气，没有答应那个湖南书生谭嗣同的煽动。
加授侍郎衔后，按照规矩，袁世凯是要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谢恩的。脸拉的老长的慈禧指着跪在地上的袁世凯问，“前日皇上问你，‘倘令汝统带军队，汝肯忠心事朕乎？’你是怎么答的？”
袁世凯脊背上的汗立时便下来了，我的天啊，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太后的监视下呀。但他真的不记得回答光绪的原话了，好在慈禧替他说了，“猴崽子，你说的是‘一息尚存，必思报效’对吧？”慈禧冷笑数声，“图效大清朝廷，整顿陆军，原是对的。但皇上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下去吧。”
从běi 精返回天津是八月初五，如芒在背的袁世凯已经感到了保守派势力的强大，很想将谭嗣同的计划汇报给自己的上司，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但又不知如何开口。他是必须向上司荣禄汇报běi 精行程的，但这天荣府访客极多，袁世凯没有面谈的机会。一直磨蹭到二更天，袁世凯与荣禄不着实际的会谈才告结束。荣禄饶有深意地留袁世凯在荣府住下，不让他返回小站军营。
世间都说袁世凯在八月初五当晚向荣禄密告了康党的计划，大惊失色的荣禄当夜便紧急返回京城，深夜闯宫面见太后，导致第二日（八月初六）慈禧在早朝时发动宫廷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帝，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其实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其一，不能高估当时铁路交通的能力，当时天津到běi 精的蒸汽火车的运行要调动各个机关衙门，沿途各站还要配合。就算荣禄得知了维新派军事政变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调配好整条铁路线的人员和物资并开出专列，在天亮前赶回běi 精。其二，宫廷制度的规定让荣禄不可能在深夜闯宫去见慈禧。而且，慈禧当时已归政光绪，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了。她不能随时随地、直接无碍地接见朝臣，更不要说是在深夜接见了。其三，慈禧在八月初六发动宫变收回权力时，给康有为安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无军事政变的罪名。假如有这么一条，康有为就不是“交刑部按律治罪”了，而是灭族。
实际情况时，第二天，那位上书太后要求采取措施制止皇帝胡闹的御史杨崇伊来天津宣读běi 精政变，太后重新训政的通告。老奸巨猾的荣禄从杨崇伊处得知袁世凯在běi 精的这几天与维新派交往甚密的情况，疑心大起，立即传见被他扣在府中的袁世凯，一定要搞准袁世凯的立场。当袁世凯得知慈禧太后已经在běi 精动手，维新派已彻底失败的消息，立即将前三天的所有情况和盘托出，包括谭嗣同法华寺所说的一切。
袁世凯还是告密了，但初五前告密和初六告密却有着重大的区别。初五前完全是卖友求荣，但初六后就出于自保了。
八月初七，杨崇伊携带荣禄写好的密折急返京师，慈禧太后大惊，于是在初九再发上谕，逮捕谭嗣同等人，大肆搜捕维新派。这个时间差，也足以佐证袁世凯在初五晚上并未说出谭嗣同的密谋。
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袁世凯一直不堪回首。事实证明，他的所有行动都在荣禄那个老奸巨猾深得慈禧信任的家伙的监视中，借口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外，要自己立即返天津布防，将自己调回了天津，随后即派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进驻天津，切断了自己与běi 精的联系。而董福祥的甘军也进驻běi 精。聂士成与董福祥都是绝对忠于太后的！
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亏得自己将谭嗣同的谈话全盘报告了荣禄，取得了荣禄及慈禧的谅解。虽然他在维新一事上有罪，但关键时刻站稳了立场，犹可造就。另外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