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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风格活泼，突破了对着镜头背词的常规形式。我得意地放给老李看，等着听表扬。老李看完，一言不发，抽了一阵烟，瞥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想和程前叫板，别说中央电视台，到我长春台，我都不用你！”当时我像被当众扇了一个大耳光，顿觉七窍生烟。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踹开门，把衣服摔在地上，号啕大哭——那天中午，我没给他送饭。老李在楼道里大喊：“你这个臭小子，这么不经说，你没良心，你不管我了？”现在回想，当时他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被他打击得体无完肤。然而，就是那回的刺激，让我更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知道了就凭自己当时的实力，凭自己浅显的经验，凭很局限的自我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学习过程，台上的举手投足都反映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一个主持人真正的成功不是拿到中央电视台的永久“进门条”，也不是家喻户晓的名声，这个行业是公平的，即使你有如雷贯耳的名气也不代表你被大家接受。我意识到，其实我选择了一条异常艰难的事业之路，对主持人来说，有出镜的机会和节目并不是什么成功，一个真正的主持人一生都走在路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多少年了，老李还是那个脾气，我还经常收到老李发来的短信：“臭小子，今天的节目什么呀，退步了！”“臭小子，今天还不错。”我庆幸身边有这样坦诚直率的朋友，让我随时随地保持清醒。在这里我真诚地说一句：老李，够哥儿们！原谅我上次的小肚鸡肠。什么时候还需要我送饭您说话！
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1）
1995年8月3日，谭梅接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戏剧表演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正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广播学院餐厅吃饭。广院是广播电视的人才库，台里的同事一半以上都是广院毕业生。所以广院学生有着非同一般的优越感，令我这样没有受过电视科班教育，又半路出家的人，不免自惭形秽。正吃着饭，孟欣呼我。那时候，台里发了我一个呼机，带在身上还挺神气。孟欣在电话那头语气严肃地说：“朱军，今天人事处让我转告，说兰州那边出了点事儿，让你明天上午八点到人事处去一趟，还说以后不是台里的正式员工不能当主持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明天好好问问，具体事人家没告诉我。”“你千万别着急啊，大家都挺惦记你的。”随后，老孟又体己地跟上一句。老孟很少这么软绵绵地说话。那一刻的心情，用赵本山的话最贴切：我那心啊，顿时拔凉拔凉的……谭梅考上了，我不会又要回去吧？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阴差阳错？食欲没了，垂头丧气地一言不发。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一年多的时间，撇下兰州的事业和家，漂在这里，难道今生今世真的无法圆梦？还是命运考验，好事多磨？算了，听天由命吧——第二天一早，我收拾整齐，不到八点就站在了人事处门口。人事处这样的“重地”我是第一次来。不一会儿的工夫，就碰见了三个熟人：《音乐电视》的亚宁，《综艺大观》的周涛和王刚，全都是一脸的紧张，当时我们都是漂在中央台的打工族。八点一过，主任出来了，热情地让我们进屋，给每人沏了一杯茶。大家坐成一排，端着茶，像是等待宣判的犯人。主任笑嘻嘻地说“你们都紧张什么呀？”“是这样的”他拿着一张纸，很正式地宣读：“经中央电视台分党组研究决定，亚宁、周涛、王刚、朱军四位同志在主持工作的实践中表现突出，特将此四位同志调入我台工作，即日起办理手续，请各部门配合。1995年8月2日。”是真的？！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感觉——只觉得像在做梦。“亚宁和周涛可以直接办手续，朱军和王刚是现役军人，你们俩的手续会比较麻烦，等等吧！”没关系，等一辈子都行！我激动不已，原来自己苦苦求索的东西一旦得到，是这样的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当时和领导说谢谢的时候一定带着颤音——迅速回到21楼的办公室，脸上一副木然的神情。一进门，大家都在，见到我，立刻一片哄笑，老孟笑得前仰后合。“朱军，昨天晚上差点被我吓死吧？”说着又大笑，老孟绘声绘色地模仿昨天我在电话中的“颤音”——老孟始终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大家习惯遇事就追问“真的，假的？”我得到的祝贺永远是淡淡的，没有狂喜，没有豪言壮语，再说手续还没有“落听儿”，两厢情愿之后，生活才能重新开始。时至今日，我发现用各种词汇都写不清那天的心情，是狂喜之后的冷静，还是艰难之后的踏实？人事处谈话之后，我开始了平静的等待。这时才发现，等待其实是一种磨练。两年时间，我在不同的地方等待着各种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以后呢，手续办好之后我又该等待什么呢？我似乎习惯了等待，因为等待中的那种悬念感，让生活充满着许多乐趣和意义。我的手续经过了广电部人事司、国家转业干部领导小组，直到总政治部，转悠了大半年的时间，每遇一个关卡，都令我心惊肉跳很久。最终好事多磨，终于在1996年的3月拿到了正式调入的文件。看到上面总政的大红印章，一颗悬了两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那个时候，我向台里请了几天假，回到兰州。当把调令交给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瞬间，我心中忽然有了那么一种留恋。部队的领导依依不舍，但顺顺利利地为我办好手续。
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2）
至此，我正式转业退伍，交回了领章帽徽，结束了我15年的军旅生涯。站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门口，我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泪水，无限的依恋。我对着大门，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今生今世，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我是一名侦察兵
一件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当我实现了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梦想的瞬间，也意味着一个伴随我15年的身份的结束。我拿到了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从此我不再是一名军人了，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感受退伍的心情，毕竟我在军营中穿着绿色的军装度过了一生只有一回的“青春期”。1980年，我高中毕业，当兵是一种“时尚”，尤其是我这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似乎从小就在等着18岁可以当兵的那一刻，比现在的孩子对大学的渴望还要强烈。我小时候甚至幼稚地认为，我生来就是为当兵的，连名字都叫“军”。于是别无选择，顺其自然地继承和延续了父亲的军旅生涯。
真实的谎言（1）
部队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年的三月都要例行植树。我们部队的驻地海拔1700多米，三月份基本上还冰冻三尺，但是冰冻三尺也要种树。于是我们用麦子秆烧火，烤化地表的冻土，再用铁锨将冰冻的土地挖开，挖成一个直径40公分，深50公分的树坑。今天挖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冻死了，然后再烧再挖。每人每天要利用业余时间挖20多个这样的树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低着头，一个40公分的树坑就是我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劳动成果，那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身体明显吃不消，几乎到了极限。初中时，我得过一次阑尾脓肿，打了两个月的吊针，算是治愈了。但是在冰天雪地中一折腾，旧病复发。我的阑尾处一阵阵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在数九寒天中竟然大汗淋漓。小时候的阑尾脓肿导致周围器官的粘连。但奇怪的是，化验了三次，血相都是8000，属于正常。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阑尾本身没发炎。而血相正常，就没有请假的理由，就意味着必须继续干。我咬着牙，在寒风中坚持挖树坑，晚上冻僵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睡不着觉，老是希望明天一早醒来就不疼了。但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生生疼醒。有一天，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又到医院化验，血相依旧是8000，看到化验结果，我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决定：那时侯的化验单不像现在都是电脑打印，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写数字。于是我拿起笔，在8000前面加了一个“1”，血相“18000”。我知道那么高的血相意味着病情严重，一定会引起大夫的重视。我实在已经疼得无计可施。主治大夫显然觉得疑点重重，但还是马上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切开一看才知道，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了一起，医生迅速做手术，将阑尾切除。尽管找到了病因并进行了治疗，但是医生对于“18000”的血相化验还是觉得十分可疑。疼痛一消除，我回过神来，马上开始害怕和后悔，篡改化验结果，欺骗医生，欺骗领导，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疼痛时的“不管不顾”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责。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在指导员看望我时，忍不住说出了真相。指导员马上告诉了大夫，大夫几乎是暴跳如雷地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又说，知道你是一个优秀战士，为了研究那么高的血相用了好几天时间，生怕延误病情。没想到竟然是你纂改，胆子太大了。接着是一通严厉批评。没有什么理直气壮，我知道我错了，我老实地承认了一切错误，因为我不疼了，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看来疼痛对人的意志力真是考验，我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玩笑归玩笑，军纪却是严明的，你有千万条的道理，只要违纪便无理可讲。病好后，我在全连大会上，当众接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但鉴于有“自首”表现，又确实“事出有因”，并没有给我书面处分。那是1982年，我18岁，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从那之后，我努力挽回“面子”，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或许因为有了“前科”，我们的指导员王培芳也对我严加看管，别人的小错可以原谅，我芝麻大点的事只要让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