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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不曾拥有过帝国。
韦伯具有一种道德意识2，因此，在1914年，当看到他的那些年轻学生被残杀时，他拒绝加入一群欢呼民族伟业的教授队伍中。但是，他和那些与他一样具有道德感的人们一起把年青的一代引向了死亡之路。德国确实建造了一支海军，一支军费占国防预算1/3的海军。可是，这笔资金是从陆军军费中转拨过来的，这就使得陆军无力承担起法俄联盟已经展开的两线作战。陆军因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无法接纳一多半本可以受训的年轻人，因为如果接纳他们进入军营，他们就会缺衣少食。由于这些年轻人免服兵役，所以德国陆军规模在1914年时几乎不比法国大多少，尽管当时法国人口在4 000万以下，而德国人口却是6 500万。德国建造的战列舰质量非常高，但它们的数量还是太少，因此，易受攻击，很难防御，这一点让德国人毫无办法的。差不多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都停在海港中，直到战争末期，由于面临着毫无意义的牺牲，德国水兵发生哗变，导致了德意志帝国自身的灭亡。这支海军只打算在北海游弋，因此不需要像在世界范围内游弋的英国战舰消耗那么多的煤，但德国海军却能够动用一些特殊装备，力图争霸世界。正是这一明显的敲诈行径促使英国人做出巨大努力——他们不仅要以几乎是2∶1的比例，建造比德国人更多更好的战舰，而且还同法国和俄国制定了防御计划。这些都牵涉殖民地的交易：在1904年，英国人与法国人签订《英法协约》（the Entente Cordiale）＇17＇，以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权来换取法国承认英国控制埃及。在1907年，他们又与俄国人达成有关波斯的协约。如果发生纷争，英法俄各方的海军就会基于已经达成的非正式协定做出反应。而对于英法俄的每一步行动，德国的反应都显得笨拙草率、气势汹汹：在1905年，德国要求得到处于无主状态的摩洛哥的部分土地；在1909年，它则鼓励奥匈帝国轻率地进攻巴尔干半岛各国；而在1911年，它又把军舰派到了摩洛哥。在德国国内，这种“耀武扬威”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舆论的欢迎，却制造了一种国际危机来临的氛围。到了1914年，美国总统的特使谈到，军国主义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
就在那个时代，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状态，而且这个世界自那时起就一直与它共存。在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18＇总统为这种状态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名词：“军事–工业复合体＇19＇”。战争工业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强有力的要素，战争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员，获得了大量财政预算，并由此大大促进了各行各业，包括报纸专栏写作的发展。此外，军事工业往往会造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看上去愚蠢至极的花费，结果过段时间却发现是非常必要的（飞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看似必要的花费，结果却成了毫无用处的浪费（堡垒要塞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技术在变得昂贵和难以预测。到了1911年，欧洲出现了军备竞赛。在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成为其他任何国家扩张军备的借口，特别是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出现危机时，每个国家都感到自身的脆弱。当德国在1911年夏天派军舰到摩洛哥时，它的枪上了膛却一弹未发。古怪的是，扣动扳机的却是意大利。
如果说土耳其帝国的领土要被瓜分，那么，为什么意大利就不能分杯羹呢？英国人得到了埃及，法国人占领了北非。意大利帝国则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余的地方，并发动了战争。现代欧洲史上的一件怪事就是，列强中最弱的意大利，在还没有加富尔＇20＇、俾斯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式人物的情况下，却把问题弄得白热化了。3在当时，意大利发起了一系列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事件。在发生了两次摩洛哥危机（Moroccan crisis）＇21＇之后，意大利深知，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于是，它攻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试图夺取利比亚。土耳其人过于虚弱不堪，没有舰船能够保卫远离安纳托利亚沿海的岛屿，因此意大利人占领了这些地方。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前景，促使巴尔干半岛各国第一时间宣布各自的利益所在。在1912年，这些国家结成联盟发起进攻，在几周的时间里，它们就赢得了胜利，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清除出了巴尔干半岛。随后，在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22＇中，联盟内部发生分裂，战事再起。土耳其人的势力有所恢复，但赢家则是与俄国紧密合作的塞尔维亚，以及与英国密切合作的希腊。
10年前，在中国陷入解体的时候，列强已经形成对抗。在那时，各国主要是通过海军较量。如果奥斯曼帝国瓦解——当时几乎没人期望它能支撑下去——那么，对抗就会发生在列强的本土，会涉及领土关系和陆军力量的对比。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连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对俄国来说事关生死，因为它们是俄国经济的命脉。维持俄国南部各行业运转的90％的谷物出口和其他许多重要物资的进口，都要经过这个海上通道。在1911~1912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23＇，土耳其人关闭了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南部经济立刻停滞不前，因此，就俄国而言，确保两大海峡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1914年年初，协约国强迫土耳其人给予安纳托利亚东部类似自治的权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省份是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地，这可能招致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同时还有英法对阿拉伯各省的兴趣），因为信仰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可能会成为俄国的工具。而就在条约可能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人已开辟了与德国政府联系的新通道。
与英法俄等列强完全相反，德国是对土耳其人威胁最少的大国。德皇把自己标榜为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并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的海边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德式火车站，赠给土耳其苏丹，作为表示对他赞许和支持的标志。1913年年底，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24＇，事实上成为驻扎在连接黑海和爱琴海两大海峡的土耳其第一集团军的司令，俄国人对此予以强烈反对，但却无法阻止德国把军事顾问团——包括几十位高级军事专家派到土耳其。无论如何，在伊斯坦布尔的新政权中，最重要的人物很显然是支持德国人的恩维尔·帕夏＇25＇。他讲一口几乎完美的德语，有着令德国人羡慕的军事活力。恩维尔与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26＇”，大多数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并最先在那里学到了推进“国家建设”的方法——推行一种新语言、崇尚军国主义思想并驱逐少数民族。德国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他们的政治对手则是英国和法国。考虑到两次巴尔干战争后接踵而至的绝望情绪，暂时控制土耳其政权的恩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决定邀请利曼·冯·桑德斯。俄国的噩梦是德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1913年12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西鲁克兹火车站，这一举动标志着8个月后爆发的那场战争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俄国非常害怕德国人控制两大海峡。但是，德意志民族怀有一个帝国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欧梦，因为奥匈帝国长期以来也在寻求在近东的商业和政治影响，而且，奥匈帝国的贸易并非远远落后于德国的贸易。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国际争论，其中之一就是德国倡导的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问题——德皇作为礼物赠给苏丹的那个火车站就是这个铁路的组成部分。到了1914年，一座新的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已在伊斯坦布尔建成（该官邸因屋顶上刻有豪华的鹰像，而被称为“鸟笼”）。在多玛巴切皇宫＇27＇，傀儡苏丹，只能满腹怨恨、提心吊胆地走来走去，而德国大使则能在大使馆怒视博斯普鲁斯海峡。恩维尔和土耳其青年党人让苏丹沦为摆设，到此时为止，俄德之间的对抗多少都是间接性的，涉及的仅仅是德国对奥匈帝国并不热情的支持。可是，接下来在事关俄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俄德之间发生了直接摩擦。
两国的冲突伴随着一种更为普遍、已然强化的紧张感爆发了。1911年之后，军备竞赛不断加剧。新型飞机和超无畏级战列舰出现了，各国征召越来越多的士兵，修建越来越多的战略铁路。土耳其位于欧洲边界，如果出现外交危机，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的军队都会受到影响。在1914年之前，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各国政府都有钱可花。1911年德国军费支出的温和增长（培训更多的士兵）就会引发法国在1912年做出反应（也就是在和平年代培养更多的士兵），随后这又会激起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新的反应。在1913年，军备竞赛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即出现了一个意在把俄国变成“超级大国”的“伟大计划”。该计划旨在为俄军提供比德军更多的枪炮。该计划允诺俄军能够为远多于现役的士兵提供衣食，并进行有效输送。在制订这个计划之前，俄国的人口比德国多3倍，但由于缺少资金，俄军人数并不比德军人数多，而且枪炮数量也远远少于德军，战略铁路也是一样。实施这个计划之后，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而且将是急剧的变化。到1914年，曾在圣彼得堡出任英国大使的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对英俄两国结盟暗自庆幸、欣喜不已。
但在柏林，这个计划却造成了恐慌。在那个时代，人们很容易发现潜在的敌人在干什么。军队必须靠火车运送，车站站台的长度会使敌人的战争计划暴露无遗；而且，没有人会限制旅行和拍摄，一个奥匈帝国的情报官员甚至可以拿着一本自己的护照在俄国南部四处旅行，而护照上职业一栏竟然登记的是“总参谋部军官”。在某个偏远之地，在正常情况下，那里乘客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