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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德国人非常有希望获得彻底的胜利。近来的几次战役——里加、康布雷和卡波雷托——显示出德军已经找到了一种在战场上恢复机动性的手段。德国将军们的职业天赋都无与伦比，比如这些战役的设计师冯·贝洛、冯·德·马尔维茨和冯·胡蒂尔，都是如此。除此之外，西线的德军现在有了兵力上的优势。在过去几年，德军在西线有147个师，协约国则有178个师。而如今，由于俄国的崩溃，德军至少在开始阶段拥有191个师，其中有军官13。7万名，士兵350万人和能够维持武器处于机动状态的马匹。换言之，德军的优势能够集中在防线上的任何一点，并取得毁灭性的攻击效果（像在卡波雷托战役取得的胜利那样）。为此，德军筹划了一系列有代号的军事行动，第一个代号的名字是大天使“米迦勒”。部分德军防线所起的代号则都取自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比如，“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洪丁–布伦希尔德（HundingBrünnhild）”。
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你在进攻两支敌军，那么你要进攻两支部队的接合处。每支部队都会照顾自身，也许还会从不同方向后撤。保护巴黎的法军和保护英吉利海峡的英军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可以借此逃回英国。早在1914年，就险些发生这样的撤退。现在，英军和法军刚好在圣康坦附近老的索姆河战场的北面联合作战。英军第五集团军驻守在那里到阿拉斯之间的防线上，指挥官高夫将军是一位屡遭霉运的英勇之士。英军大约50个师中只有9个师的官兵没有经历过帕斯尚尔战役的悲惨遭遇，部队的士气并不高昂。军官们注意到士兵不再演唱他们早些时候创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了。“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这句歌词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英军士兵的低沉精神状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玩偶和权力争夺的炮灰。
此外，英军方面不如德军那样充分理解这次战争中新的作战方法。尤其是奥托·冯·贝洛将军熟知如何把步兵和炮兵结合起来，就像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那样。现在，他已被调到法国北部来发动鲁登道夫攻势。但是，如果说进攻战术现在已有巨大改进，那么防御战术也是一样。新的防御作战手段就是“纵深防御”，帕斯尚尔战役就是它的典范。由于各种原因，高夫将军和他的参谋没能理解纵深防御的道理，他们没有所需的兵力。他们认为一道强大的防线本身就是足够有效的东西。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士兵能够在火力掩护下完成复杂的调动。他们低估了德国人（他们以为帕斯尚尔战役已使德军丢魂落魄）。但主要还是英国人认为万事最终都会好起来。高夫将军的几个营中近90％的兵力都部署在前线3 000码的范围内，这离敌人的大炮实在太近。而且，英军还存在一系列更深层的弱点——在1917年，英军遭受了80万人的伤亡，兵力又一次降到了100万以下。在帕斯尚尔战役之后，士兵都不再相信参谋人员。总共8个师的预备队都部署在北部佛兰德斯地区。美军开始抵达欧洲战场，但他们还没有受过训练，而且已准备好战斗的也只有1个师而已。最后，黑格将军被一群行动迟缓的年轻军官包围着，他们阿谀奉承，帮他递外套，他就像卡波雷托战役前的卡多尔纳将军一样，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的迹象。如果德军发起攻击，那么他们为什么就比黑格将军自己指挥的英军表现得更好呢？以上这些都是答案。
鲁登道夫偷偷地上演了军事集结的奇迹。他把70万人调到西线，即76个师对协约国的26个师（30万人）；他还调集了西线全部大炮的3/4——6 600门——这使得德军在大炮方面具有了3∶1的优势。新式武器将交付使用，这包括可由一个或两个士兵携带的轻机枪和能够用步枪发射而无须用手投掷的手榴弹，步兵的战术因此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德军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的军士——中士和下士（希特勒就是一名下士，他因战斗勇敢而获得过两枚铁十字勋章）。这些人不是军官，但却知道如何指挥小分队作战。而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你必须安排一位军官（甚至现在在俄国的军队中，军官们还管理着电话）。在比利时，德军有一所特殊学校，训练步兵不断地隐避、不断地迂回、不断给予彼此火力掩护，并快速前进。这些步兵组成了德军的突击队。他们不需要解决掉敌人的据点，而是要前进去摧毁敌人的通信联络网。其他没有受过类似训练的部队会去抵抗敌军。而且，发起攻击的德军还有其他有利条件。飞机这时已被广泛使用，因此，德军能够拍摄并根据地图确定英军的炮位，不再需要通过大炮校射员进行校射。此时的德军已有2 600架飞机，其中一些还是金属制的单翼机。
英军第五集团军就要面对这个非同寻常的战争机器。但他们还要遭遇最后的霉运，即高夫将军糟糕的命运。3月21日凌晨4时40分，德军的大炮开始炮击。那个早晨，浓雾弥漫，英军的炮手无法看清德军的行动。德军的炮击分7个时段进行，一直持续到9时40分，共发射超过100万发炮弹。他们先是炮击英军的大炮，最后炮击英军的防线，并击中英军2 500门迫击炮。德军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使人不舒服的气体，导致有些守军摘下防毒面具抓痒，这时各种毒气就在他们的搔痒处发威了。结果，英军的后方遭到损害，通信联络受到破坏，和卡佩罗将军在卡波雷托战役中的表现一样，高夫将军也失去了对战局的控制，尽管他北面的宾（Byng）将军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坚守住了阿拉斯的防御工事，并在最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五集团军南侧的拉费尔（La Fère）到圣康坦一线，德军推进得异常迅速——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在50英里宽的战线上向前推进了40英里，但有30万人的伤亡，而快速推进的渗透战术意味着其中的1/3成了俘虏。英军则损失了1 300门大炮。
英军后撤返回到老索姆河战场，并一直退到了亚眠。亚眠是重要的铁路枢纽，这里因为有一座从数学角度来看是法国造诣最精湛的大教堂而闻名于世，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德军能够在这“一战”线取得如此非凡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在西线恢复了机动性，这是自1914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1914年，骑兵还有可能气势恢宏地慢跑涌入空旷的战场，可到了1918年，所有类型的科学技术都恰好出现了巨大进步，而德国在科技领域正独领风骚。
德军的胜利如此之大，以致鲁登道夫自己失去了所有的洞察力和前瞻意识。他忘记了卡波雷托战役的教训，又一次放弃了控制德军的弱点。他忘记了，一支军队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胜利，它都会失去曾有的前进势头。鲁登道夫先是将部队派往左侧的圣康坦–拉费尔一线来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可随后他又认为也许他可以攻占右侧的阿拉斯。但是，部队只能携带轻武器，在老索姆河战场的泥浆中，士兵无法轻易地拖拽那些大炮。德军的攻势刚好止步于距离亚眠铁路枢纽站不远的一条山脊处，他们从那里发动了精心安排又密集的射击，德军最大型的重炮能够打到火车站，但也只是刚刚打到。到此时，这场战争的规律再次证明了打仗是有规律可循的——预备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这次战斗中，英国传统的红色双层伦敦大巴，把英军预备队送到了前线。此外，在自己防线的后方，德军偶然发现了大量英国人曾开设的商店，英国人每日拼命大吃，着实不可思议。
除了地面多山以外，这次德军发起攻势的地方与卡波雷托有两大不同。首先是上文已提及的，无论保时捷先生在工程方面的天赋多么出众，在老索姆河战场上，德军士兵都不可能轻易地在令人绝望的泥坑中拖拽大炮：个中原因，除了汽油短缺之外，橡胶轮胎也几近告罄，在这种情况下，卡车用上了木制或铁制车轮，这些车辆把道路搅拌成了烂泥。德军军官像卡多尔纳一样，愚蠢地纠结于错误，荒谬地指责其他所有人，这一方式没能在英军中发挥作用。英军步兵的指挥官黑格将军终于能够很好地服务部队了，他现在能够履行他以前本该履行的职责，并接受了负责预备队的一位法军指挥官的领导。3月26日，在杜朗，黑格将军接受了福熙将军的指挥。与其他许多将军不同，福熙将军能够不断学习而不只是自我重复。实际上，自从参加马恩河战役的那些岁月以来，他已经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而且，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