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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父老见孙叔敖态度诚恳，便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地位越高而越关心百姓，官越大而权欲越小，工资越高而越廉洁，你只要谨守这三句话，就可以当一个好令尹了。”
这个故事说明孙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关怀，纷纷告诫，而孙叔敖亦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任令尹后勤于职守，处处自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
据说孙叔敖的妻子从来不穿绸缎等名牌服装，他的马也从不吃小米等上选饲料；另外，他出行乘坐的都是竹木做的破车子，而驾车的马也是瘦弱不堪的母马（春秋时用母马拉车很没档次，真正的达官贵族都用公马拉车）；还有，他平常穿的不过是廉价的羊毛衫，吃的也不过就是粗粮烙的饼和菜叶煮的汤，好不容易打次牙祭，吃的还是咸鱼干。要知道楚国之地本是鱼米之乡，一个相国想吃点鲜鱼，本是极容易也是情理中的事，孙叔敖却宁肯吃咸鱼干，可见其廉洁。
孙叔敖如此廉洁，连他的警卫员们都看不过去了，都说：“开名牌车出行才安全，用健壮的马拉车车才跑得快，穿狐皮大衣才暖和，大人你何苦要这么自己折磨自己呢？”孙叔敖回答说：“我听说君子穿的越好，就越恭敬；小人穿的越好，就越骄傲。我这个人没什么德行做君子，所以不敢穿好衣服啊，还是继续保持我艰苦朴素的作风吧！”
另外，据《孙叔敖碑》记载，孙叔敖“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病其临卒，将无棺椁”。孙叔敖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真是令人感动啊！
另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卒后不久，“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成语“负薪而食”、“立锥之地”典出于此），足见孙叔敖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堪称念国忧民、廉洁自守的“廉吏”。一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都能达到如此境界，比之今世，那些个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应羞惭无地也。
孙叔敖不但是个“廉吏”，还是一个“循吏”（循：循理也，即依照原则行事），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将其列为“循吏”第一人，足见孙叔敖在执政中多么注重法治和公平。在孙叔敖为相期间，他亲自动手完善了楚国刑书《仆区》，健全法制，并执法如山，不徇私情。据《说苑·至公》载，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子家里有个人违反了法律，孙叔敖却并没有顾念恩人的面子，而是把那人抓起来将其处死以明证典刑。得知这件事后虞丘子非但没有怀恨在心，而且十分高兴，他对庄王称赞孙叔敖说：“令尹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螅В晌焦健！�
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据《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世俗盛美，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吏无奸邪，民间也无盗贼发生。秋冬农闲季节则劝百姓进山采伐林木，待到春夏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卖钱，于是百姓们各得其所，都生活得很安乐。刘向《列女传》更称其时楚国在他的治理下“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
孙叔敖不但自律廉洁，而且为官爱民如子，一切以百姓的福祉为要。孙叔敖这个人和当时其他的官员不同，他非常重视百姓对政令的接受程度，求真务实，从不搞形式主义。据《史记·循吏列传》载，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庄王认为这种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商业经营。管理市场的官员向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又载：楚民俗爱坐矮车，庄王以为矮车不便驾马，欲下令把矮车改高。孙叔敖说：“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臣请求让百姓加高家里的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庄王许之。果然过了半年，上行下效，百姓们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太史公评论孙叔敖说：“这就是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让人们自然顺从了教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正因为孙叔敖为官求真务实，一切以百姓的福祉为要，所以他深受百姓爱戴，如今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城市，都建有“孙叔敖祠”，为世人千秋万世景仰。
从以上记载来看，孙叔敖真是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贤相，荀子、司马迁、韩婴、郦道元、李贽等历代有名的文人都曾著书写过孙叔敖的事迹，并高度赞扬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科学技术知识。但是，这么一个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大人才也需要一位几百年才出的一位明主慧眼识珠来善用他。《吕氏春秋·情欲》上说：“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楚庄王在位期间对孙叔敖言听计从，信任得无以复加，韩婴《韩诗外传》卷十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在还没有准备妥当的情况下，楚庄王想要兴师伐晋，并对士大夫们宣布：“有敢谏者死无赦”，孙叔敖说：“臣听说害怕挨打而不敢劝说父亲过错的儿子，不是一个孝子；害怕杀头不敢劝谏君王的官员，不是一个忠臣。”于是他冒死对庄王进言道：“臣听说院子里有棵榆树，上面有一只蝉，正想要伸开翅膀飞去喝叶子上的露水，却没有发现有一只螳螂在后面，低着头，想抓了它当大餐吃；螳螂刚想吃蝉，却不知道后面有一只黄雀，仰着头，想啄了它当成午后甜点；黄雀刚想吃螳螂，却不料树下有一个小朋友正拿着弹弓要打它；这个小朋友刚要打黄雀，却不知他的脚前有一个大坑，身后也有刺人的荆棘。这就是贪前而不顾后的危险啊！”庄王听了孙叔敖的劝谏，果然不再铤而走险，而是准备充分了才出兵，后来果然打败了强敌晋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典出于此。）
这个故事固然说明了孙叔敖敢于犯颜直谏，是个诤臣，但也不正说明了庄王对他自始至终的信任和听从吗？据史料记载，孙叔敖做起事来如此稳重，其实年岁一点儿也不大，他比年少即位的楚庄王还要小上两岁，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庄王只要看准了一个人，居然敢于把军国大政交给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小伙子，并始终信任，授权，让孙叔敖能放手去发挥，这是怎样的一种绝对的信任和喜爱啊，因为他知道，孙叔敖和他是一类人，他们都是划过天际的流星，光芒璀璨而短暂，哪怕在夜空只有刹那芳华，都能给世人无穷的绚烂、凄美和震撼的感觉。公元前595年三月，年仅37岁的孙叔敖病逝，留给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叹息，为什么真正的天才生命都是如此的短暂，难道连老天爷都在妒忌他们吗？
四年后，公元前591年，年仅43岁的楚庄王也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对生前政治上最好的拍档和生活中最好的兄弟，终于在黄泉之下相会了。楚庄王和孙叔敖，秦穆公和百里奚，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主明臣贤，君臣和睦的典范；秦穆公能在牛口之下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奴隶带回秦国加以重用，楚庄王能于云梦之泽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处士提拔为令尹授予军政大权，这是怎样一种非凡的见识和气魄啊。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只有抬头仰视的份儿了。
第三位人才，妇女能顶半边天——樊姬。
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对庄王的霸业起过十分重要作用的人才，那就是楚妃樊姬。樊姬虽然没有参与国家大事，但她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贤德，一点儿也不比孙叔敖等人差，再说没有樊姬对虞丘子的评价，庄王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人才，所以刘向《新序·杂事》上说“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樊姬除了“三载断鲜肥”和“罢庸臣启贤良”这两件光辉事迹外，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颇有一点儿意思。
我们前面提过，中国古代有四大名琴——齐桓公的“号钟”、司马相如的“绿绮”、蔡邕的“焦尾”，还有一个，就是楚庄王的“绕梁”了。“绕梁”这把琴乃是宋右师华元（就是从前那个打仗的时候被车夫耍了一道的家伙）为了结好楚国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和制作者已经无考。据说楚庄王自从得到了“绕梁”以后，“小资”个不行，整天弹琴作乐，沉迷在音乐的世界中，竟连续七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全抛在了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像他们一样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也知道樊姬说的有道理，但他就是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没办法，他只好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捶琴，将琴身碎为数段。从此，绝世名琴“绕梁”如齐桓公的“号钟”一般绝响了。
所以说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楚庄王宠爱樊姬，数十年如一日，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因为她的贤德。后世很多文人墨客也对我们的樊姬夫人给予了充分的褒扬，唐著名诗人张九龄在《樊姬墓》一诗中写道：“楚子初呈志，樊姬尝献箴。能令更择土，非直罢纵禽。”晋代的石崇也有一篇十分著名的《楚妃叹》：
荡荡大楚，跨土万里。北据方城，南接交趾。西抚巴汉，东被海。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