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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之前，宋襄公还在誓师大会上兴奋地向将士们表示：“如天不弃我，则商之业可兴矣！”
宋襄公非常清楚明白地宣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台下有的人很激动，有的人很振奋，但也有人很担心很纠结，就是各自怀抱着这样矛盾的想法，大军离开宋国，朝郑国出发。
8 最后的义战
在《东周列国志》中，宋国此次伐郑是举倾国之兵单独前往，但事实并非如此，宋襄公这个没落霸主也不是一点儿号召力都没有的，据《春秋》记载，当时加入宋国联军的不仅有姻亲之国卫、归附之国滕，而且还有楚方面的小弟许国。另外陈国此时也倾向于宋国这边，为联军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
由此可见，薄之会宋襄公受辱归国后，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外交工作，将很多楚国方面的小弟争取到了自己这边。人常说宋襄公是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很显然，楚国无信无义之举也让一些华夏诸侯感到反感，于是他们纷纷叛楚投宋，楚成王外交受挫必求于军事，就算宋襄公不动手，楚国迟早也会动手的，宋楚两大阵营迟早一战。关于这一点，我想宋襄公或许考虑得比我们更早。
事实上，宋地方三百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兼地处天下南北交通之地，所谓襟带河济，屏蔽徐淮，舟车四达，商务辐辏之国也。所以，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其势力来说，宋都是北进中原的楚国霸图路上的大肥羊和拦路虎，就算宋襄公忍气吞声闭门自保，楚王也不会放过宋国的。由此可见，宋襄公的不自量力并非公子目夷说的那样是徒惹祸患，他也是很无奈的，局势险恶危机四伏，他必须豁出去赌上一赌！
宋襄公的策略，应该是想尽快打服郑国，从而将中原南部的诸侯结成强有力的抗楚同盟，守望相助，以抑制荆楚势力继续北上扩张，在这一点上，宋襄公与齐桓公殊途同归。
但是很显然，齐国的军事实力是远非宋国可以比拟的，据史料记载，齐桓公时代的齐军共有三军，按春秋军制，一军为12500人，所以齐军的总兵力在四万左右，再加上齐国每次军事行动，都有大批小弟跟在后头，人马雄壮，可谓威风八面。但是宋国在春秋初期一直只有一军，军事统帅称大司马，襄公即位后由公子目夷担任；后来宋襄公受辱回国，谋霸之心不已，故将宋军扩为左、右二军：使公子目夷将左军，特设左师之职（其大司马之职，则由公孙固改任）；襄公则自将右军（当时尚无右师一职）。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宋国伐郑，左师公子目夷并未参加，可见左军是负责守国，宋军中只有右军出战；而卫是新建之国，许、滕则是积弱小邦，派出的兵恐怕更是有限；综上所述，宋襄公伐郑之兵应该不会超过三万，就这么点儿兵就想打服郑国，恐怕没那么容易。
果然，郑文公仗着楚国这座大靠山撑腰，一面坚守，一面紧急派人向楚国求援。楚成王见宋襄公竟敢打他家狗，大怒，便召集群臣商量说：“郑事我如父，宜急救之。”
楚将成得臣眼珠子一转，道：“救郑不如伐宋，围城打援，以逸待劳，岂不更妙？”
楚成王一听这主意妙哉，赶紧大夸了成得臣一通，引兵攻宋。
这位在孙膑之前就悟通了“围魏救赵”之妙计的军事人才成得臣，究竟是何方神圣？
成得臣，楚国若敖族（楚西周时君主若敖的后裔）领军人物，名得臣，字子玉，春秋时代楚国著名将领。
强将手下自有强兵，按《左传》记载，之前齐桓公时楚攻郑曾出兵六百乘，又楚之军制与华夏诸侯军制不同，华夏诸侯每辆兵车配步卒100人，楚每辆兵车配步卒150人，故可推知楚军机动兵力至少有九万，非常之可怕！
看来，楚国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当年齐桓公引九国之兵都不敢与之一战，宋襄公有这个胆子跟它拼上一拼吗？全世界拭目以待。
楚军进入宋境后，所向披靡，一直攻到宋都商丘附近，好在国内有公子目夷的左军防守，这才得保商丘暂时无虞，但是楚军势大，宋襄公势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赶紧从郑国撤兵，回去保家卫国。
成得臣见大鱼已经上钩，便不再进攻，而将大军驻扎在泓水（雎水支流，今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南岸，派人向宋襄公约战。
宋襄公当然应战，这些年中原诸侯畏楚如虎，个个都跟缩头乌龟一般，宋襄公都替他们害臊！值此万马齐喑之际，必须有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与楚国来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决战，无论是输是赢，反正不能让楚蛮子看扁了！
宋襄公非常清楚，对付楚国这样的贪狠之狼，只能让自己硬起来，越软越是助长它的气焰，越怕越是要被欺负，左右拼它一场，就算输也要输得轰轰烈烈。
然而，宋襄公的决定遭到了宋军高层的普遍反对。
长久以来，楚军在中原所向披靡，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宋军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大司马公孙固力劝宋襄公道：“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之矣！”
公孙固的话代表了很大一批宋国自保求全派的意见，他们认为上天已经抛弃了殷商，所有努力都是徒然的，宋襄公欲图民族复兴，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宋襄公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叫公孙固闭嘴。
公孙固长叹而退，他实在想不通宋襄公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仍不惜拼命一击，这不是找死吗？要他说，就跟楚国认个错服个软，保证啥事儿都没有，最多也不过割地赔款而已。好比郑国那样，暂时的委曲求全未尝也不是一种策略。
宋襄公看着公孙固的背影，视线渐渐模糊，他的眼眶已经湿润。
不用公孙固多说，宋襄公岂能不知晓这一战的危险？叔兴之谶言犹在耳，悲剧的宿命已然注定，这一战，他就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的，飞蛾扑火在所不惜，总之要他向荆蛮跪地求饶，对不起，做不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明知危险可以避免，仍坚守信念拼死一搏，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才是真正的勇者。如果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懦夫也敢出手，根本算不了什么。
不过，地球人都知道，勇者与傻子只有一线之隔，执著与顽固也只有一线之隔。
终于，公元前638年十一月一日，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春秋时期最愚蠢、最可笑，也最悲壮、最感人，还最古怪的一场战役——泓水之战爆发了。
这场战役的第一大古怪，也可以说是第一大疑点，就是身为楚国著名将领的成得臣，竟然在决战前没有事先渡过泓水占据有利地形，而是在宋军完全列好阵势后，才慢腾腾地开始渡河，这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事将领所为。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战。以战车作战有两大要素，非常之关键。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时候的战车驾驶起来非常麻烦。不仅车体长、横面宽、轮子大、底盘高，而且还得用缰绳同时驾驭四匹桀骜的骏马，这可不像我们现在参加一两个月驾驶班就能速成的，那得从小就开始训练，以为先秦时贵族的必修课。所以，即使最优秀的御手也需要足够平坦的地形，否则随时有可能整车倾覆。
其次就是阵形。由于战车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横列方阵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后排间隙要足够，这样才不会追尾；左右列的间隙也要足够，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就好比《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每行进个五六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军队纪律，那是有实际用途的。
由此可见，春秋时车阵作战，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谁的阵形更稳固更整齐，谁就更有可能获胜。那么成得臣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怎么可能犯如此巨大的错误呢？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认为随便打都能获胜，所以才会不加防备大摇大摆地渡河。
少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此乃诱敌之计，他就等着宋军钻进自己的埋伏圈里，好来个瓮中捉鳖。
两种见解都有道理，我在这儿不予置评，但当时宋军大司马公孙固显然认同的是第一种看法，他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提议半渡而击之，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
但是这条妙计在毕生尊奉古军礼的宋襄公看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之也。须其出。”
春秋三传，宋襄公的答词略有不同，但都很朴素，然而在《东周列国志》中，小说家冯梦龙为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冯梦龙很有才，在他的笔下，宋襄公完全变成了一个舞台上的小丑，喜剧效果十足，一副无厘头的蠢货形象。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泓水之战演变成了一出搞笑的闹剧，悲壮之感全无。
过了一会儿，楚军已完全渡过泓水，但是乱乱哄哄，正在整理队列，部署阵形，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乱进攻，打他个立足未稳。
这依然是不被当时国际法所允许的，所以宋襄公还是摇了摇头道：“未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待其己陈。”
但在《东周列国志》中，宋襄公再次变化形象，从小丑变成了流氓，他竟朝公孙固的脸上吐了口口水，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
冯梦龙又在恶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