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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只是一个活在过去活在梦中的老古董，却不是一个变态狂魔，这世上所有号称仁义的历史罪人都有其冠冕堂皇的犯罪动机，宋襄公也不例外。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殷人尚鬼神，尚到一种非常离谱的地步。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殷人祭祀鬼神，不仅用活牲献祭，而且还用活人献祭，不仅用活人献祭，而且用贵族献祭。他们认为人牲越尊贵，鬼神就越开心，最隆重的祭祀大典，甚至将整支的军队献祭。这种神权至高无上的观念不仅与周人的重民思想背道而驰，恐怕也是殷商王朝众叛亲离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所以华夏诸侯一般都是不用活人献祭的，即便用，一般也是用奴隶；只有与夏商一脉相承的蛮夷部族，以及蛮夷风气浓厚的秦楚等国，才有杀死贵族作为人牲或人殉的惯例。（秦国的人殉直到战国秦献公时才取消。）而宋襄公杀鄫子所祀之雎水神，就是宋人与东夷人共同尊信的重要神祇。东夷本与殷人渊源颇深，宋襄公重归传统，杀鄫子献祭，显然是想重修殷商遗民与东夷部族的旧好，以求华夏蛮夷大和解，这在他这个老古董看来当然是仁义，却没想到时代已经变了，他这样的举动只会大失人心。
事实上，宋襄公的倒行逆施之举，在宋国统治集团中也不乏反对的声音，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子目夷，目夷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你看，目夷的观念就比宋襄公进步多了，他认为祭祀是给人祈福的，人才是鬼神的主宰，鬼神反而地位更低，它们又怎么能接受活人的献祭呢，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宋襄公想要这样去当霸主，恐怕很难。这样胡搞，宋国不灭亡，就是万幸了。
看来宋人也不是个个老古板，公子目夷就很容易接受新思想，蛮懂得与时俱进的嘛！
但是很可惜，执拗的宋襄公对于这些声音根本听不进去，他决定一条道走到黑，不管不顾地继续仁义下去，殊不知他的所谓仁义，不仅已被后人解读成伪善，甚至已被斥责成残暴了。中国历史上残暴的人很多，但像宋襄公这样残暴却自称仁义的人却很少见，于是千年骂言，缕缕不绝，大体认为宋襄公为王莽、岳不群之流，外仁内狠的伪君子。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进步和发展，宋襄公的残暴就源自于此。所以历史中才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有时明显是错误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却还有人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仁义无比的。
6 可怜的盟主
夏去秋来，宋襄公又想起曹南之会上曹共公的慢礼之举，于是率军包围了曹国，对其展开军事惩罚。
然而这次，事情依然没那么顺利。
宋襄公之仁义，主要是纠缠在一个“礼”字上，但是公子目夷的仁义，却是看重在一个“德”字上，这种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分歧，必然导致两人的争论没完没了。果然，公子目夷又开始唱反调了，他说：“文王伐崇，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有所阙乎？胡不退修德，无阙而后动。”目夷认为宋襄公“德”不够，应该回去再修修思想品德课，修完了学分再来打曹国，那样就可以像周文王般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宋襄公本对目夷的话不以为然，但是这年冬天，在陈穆公的牵线之下，齐、楚、鲁、郑、陈、蔡六大国会盟于齐（这会明显是开给宋襄公看的），以勿忘齐桓之德，并修齐桓之旧好（实有与宋襄公曹南之会分庭对立之意）。忽闻此信，宋襄公顿时傻眼，赶紧命令，撤兵！
一直以来，诸侯间凡有盟会，宋襄公总是每会必至，表现得最为积极，然而这一次六大国盟会如此重要的活动，大家竟然都不带他一起玩儿。可怜的宋襄公，他顿时意识到自己被孤立了，一种莫名的羞耻与尴尬涌上心头，他的自尊严重受创，几天几夜吃不下饭，哪里还有心思继续围困曹国。
小国都不听他的，大国更是根本不鸟他，一个被孤立的国家如何才能在乱世中生存？宋襄公哭叫着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跌跌撞撞，头破血流，血泪模糊了双眼，逆流成河。
宋襄公回到宋国后，闭门思过，日夜忙于国事，整整一年没有参加任何国际事务，公子目夷还以为他真的在修德，内心非常欣慰。
第二年年底（公元前640年），修完德的宋襄公终于跳了出来，向天下大声宣布：你们开会不带我一起玩儿，我就自己开会请你们一起来玩儿，然后一起推选我做盟主，你们说好不好哇！
公子目夷当场跌倒，大呼：“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
目夷把形势看得很清楚，认为一个小国，却要争盟称霸，那基本是找死！
鲁国的著名君子臧文仲听到了也叹：“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意思是说：顺从别人的意愿可实现双赢，强迫别人顺从你的意愿多半就不行了。
看来臧文仲也是个有识之士，只不过目夷看的是形势，他看的是人心，他就像中国的弗洛伊德，非常懂得分析人类的欲望。
总之一句话：做人做事必须以己度人量力而为，一相情愿自不量力恐怕只会惹祸上身。
可惜，宋襄公已经沉浸在追求理想的狂热之中，再多冷水也无法浇熄。
现如今，齐国霸业消亡，天下重陷紊乱，机会稍纵即逝，错过了恐怕再难等到！况且宋国地处抗击蛮夷第一线，夷祸事早上门，与其晚来，不如早来，至少能让局势明晰些，拼死一搏或许还有转机。
正这样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宋襄公耳边响起。
“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鲁国多丧，齐国将乱，内史叔兴预言都已被一一证实，第三条不会也快了吧？
不管，拼了！所谓功成身可死，宋人千千万，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于是，在宋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39年），宋国邀请齐楚两个超级大国在鹿上（宋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盟会，三大巨头历史性地坐在了一起。
自齐国霸业中衰后，楚成王借此良机，重又将其魔爪伸向中原，将原先归附于齐的蔡、许、陈、郑等国陆续拉拢到楚国阵营之中，现在只要再搞定宋国，则中原之形势，必在其掌握中矣！所以他非常重视此次盟会，早早来到会场，表现得非常积极。
至于齐孝公，他欠宋襄公好大的一个人情，自然也不能不去。而且在齐孝公看来，齐国屡经内乱，当务之急是稳定政局恢复元气，势必不能再贸然争盟招惹祸患，如今既然有宋襄公不知天高地厚地强出头，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也欣然前往，并在会上表现得谨小慎微，态度异常低调。
齐孝公或许不是一代雄才，但他绝对是个聪明人，而且是个懂得审时度势有自知之明的聪明人，管仲与齐桓公何等眼光，他们是不会乱挑继承人的。
比起齐孝公，宋襄公就显得有些不识时务了，他借口爵位之高低，竟当仁不让地首执牛耳，齐侯次之，楚子居末，三人依次歃血为盟。
在宋襄公看来，楚成王名虽为王，实乃僭称，算不得数，以他一个子爵，敬陪末座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礼”，宋襄公他毕生尊奉、宁死也不敢稍有违逆的“礼”。
楚成王肚子都快气炸了。什么礼不礼的，我堂堂楚王，干吗要去守周礼？他妈的就算是周天子亲至，我楚王都不一定卖面子，你宋公算个屁啊！
但是在表面上，楚成王还是收起灰太狼的狼牙，披上喜羊羊的羊皮，装出了一副食草动物的温顺模样。他心想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地盘，真闹起来恐怕得吃亏，不如暂且咽下这口恶气，等有机会再来秋后算账。
宋襄公的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他开心坏了。谁说荆蛮都不懂礼、不讲理的，你看楚子就很守礼，也很通情达理的嘛！看来寡人“仁”名远播，足以感化万邦，千秋霸业，便自今而始。
就这样，三大巨头表面和谐，各怀鬼胎地在鹿上之会亲切会晤，重申召陵之盟三国友谊，提出应继续加强三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方面领域的合作，并就当前国际国内焦点话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普遍共识。宋国领导人宋襄公最后还在会上提议：为了促进华夷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宋国愿意再次作为东道主，邀请天下各国来一场衣裳之会，大家不带兵车，不置武装，坦诚相待，友好相会，打破长久以来的华夷之间的隔阂，一举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与争端，共同谋求世界和平。
对此，齐楚两国领导人均表示同意，并对宋襄公尊崇仁义，热心国际公共事务的行为表示了赞赏。宋襄公客套了一番又提议：由于齐楚两国在诸侯间威望卓著，各国诸侯的邀请工作就由两国领导人分别来进行，宋国会尽全力做好一切招待事宜，到时希望两位领导人能联合各国诸侯，共同尊奉寡人为盟主，如何？
说完，宋襄公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件，率先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让楚成王和齐孝公也来签。
面对这份烫手的文件，齐孝公谦虚地表示：“吾流离万死之余，幸社稷不陨，岂复先君之威而得诸侯之重耶？吾心有余而力不足。”
齐侯不肯强出头，宋襄公还以为他真的是在谦虚，于是也不计较，心想中原这些诸侯我自己请也是一样的，关键还是楚国那边的诸侯，于是转而又去问楚成王。楚成王又好气又好笑，心想你这个公爵那么能耐，干吗不自己去请，现在却来求我这个子爵，真是狐假虎威欺骗寡人的智商，鄙视你！
然而，楚成王最后却一口答应了，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大名，如此之爽快，连宋襄公都觉得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