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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空军也拒绝了任鸣空的进攻性建议，任鸣空一到参谋部就建议组成残余的俯冲轰炸机群，甚至把老式的鱼雷机和蓝鸟轰炸机全部派上，对台湾海峡的日本反潜封锁舰队展开强有力的反击，打通海上通道，迅速增兵台湾，最短时间解决台湾的战斗。
空军拒绝这个建议后，同时也向华飞提交了一份报告。因为任鸣空从一名北洋降兵，到龙腾学院一位不太受欢迎的教官，再到空军参谋部。这样的升迁速度即使是在北洋军的部队。即使他是当年袁世凯的嫡系，恐怕也不会如此坐着火箭般飞升吧。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不是华飞，任鸣空绝对不会有今天。任鸣空也非常明白这一点，虽然他无比的狂傲不羁，但是并不是不通人情。他非常清楚华飞重用他的根本原因，就是华司令赞同他建设一支强大进攻型空军的战略构想。所以为了报答华飞的知遇之恩，来到空军参谋部的第一天，任鸣空就向空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极具攻击性的战术计划。
空军的提案很简单，蓝鸟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压制东北的日军，虽然日本的舰载机群损失惨重，但是他们的空军力量，尤其是在东北的空军飞机数量，正在逐月增加，对国防军空军构成强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空军绝对不能够为了台湾，而冒如此之险。
此外，由于俯冲轰炸机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较大，除去那些被击落的飞机，超过一半的飞机都或多或少地负伤而回，大都被拖回飞机修理厂正在进行修理维护。状况良好的飞机则需保持警戒任务，因为谁也不知道日方会不会再次铤而走险，集结力量对上海或者青岛等沿海地区展开报复性攻击。那样，俯冲轰炸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对于当前的空军而言，最紧迫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防御。
但是空军却也不会放弃台湾而不顾，他们提出建立一条空中走廊的计划，调集大批的军用，民用运输机，完成对台湾陆军最基本的保障任务。甚至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输送兵员，回撤伤员。
1924年，在这年的农历春节，华飞回到了合肥，终于在老家过了一次新年。新年一结束，他就赶去南京，并最终签署了空军的作战计划书。并非华飞改变了进攻性空军的战略构想。并非华飞不想在台湾问题上速战速决，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到华飞的面前，让他不得不在现状面前作出妥协，放慢军事征程的脚步。
这个问题就是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实财政危机自始至终伴随在华飞求强发展的道路上，华飞的私人资产倒是越来越多，但是公用财政从来就没有宽裕过，一直都是入不敷出。
一开始自治区的时候，支出用度虽大，但毕竟地域有限，且加上广发债券，让政府在财政方面基本上可以维持一个平衡。但是自从统一全国后，这种政府开支规模一下子暴增几倍，但是收入却达不到这个增长的水平。加上政府在各地普遍推行的利农促商的政策，财政收入反正比北洋政府时期的降低几成规模。
另外接连的大地震，又是全国性的干旱爆发，不仅继续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还让财政收入继续降低几个等级。此外，往年所借各种债券的还款日期开始全面到来。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还清这些债券，必然导致国家信用的全面崩坏。想要再靠发行债券加速建设发展，恐怕就是妄想了。并且这些债券的持有人大多数都是怀有爱国情怀的士绅和海外华人，不按时归还借债，对于华飞来说，更是在道德上产生愧疚。
按照国家的财政状况，原本的确不应该这么早发动台湾与东北之战，过早地与日本展开拼国力消耗。但是关东大地震这个契机对于中国来说实在又是机会难得。华飞不知道他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是否要再等十年？那样，从国家的安全战略来说，实在是极为糟糕的。
华飞早就知道政府财政困难，所以在关于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的建设上，他基本上没有动用财政一分钱，大部分资金都是私人捐献。但当1924年详细的财政年度预算报告出来后，华飞简直吓了一跳。因为这已经不是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而是如果今年如果不能采取得力措施解决这个问题，等待南京中央政府的结局只有三个。一是大面积停止目前的公告设施建设，压缩政府，军队，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预算。二是加大纸币的印刷量，但这只能短时间解决问题，并会带来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后果难以预料。三是政府财政全面破产，政府无法有序运行下去。
第一种结局华飞不愿接受，那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实在不是华飞所愿看见的。印刷纸币的数量，华飞也曾考虑过，但是相对于财政支出的巨大漏洞，有限的通货膨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样做的后果也非常严重，比会让新币的信誉度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令纸币的推广产生巨大的阻碍，也会让脆弱的经济体系产生难以预料，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样做会减少普通民众，特别是大量产业工人的财富，让他们的辛苦血汗钱在无形中被蒸发。也就是说，这样做的本质就是掠夺本国民众的财富，以让政府自身度过财政危机，这显然是下下之策。
这也是华飞离开北京，回到南京的最大原因。政府高层被广泛征集，此外一些民间的知名学者和专业研究员也奉命前来南京接受咨询，提供建言。华飞明白，这个事情对于政府的影响是重大的。不仅影响到了本年度的建设计划，也影响到原定于春季发动的对东北的春季攻势！
有人提出建议，继续发售债券，以新借债偿还原有债务。这倒是一条可行之策，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财政支出的缺口太大，加上这种危机必然隐瞒不住，这就会导致新发售的债券将会很难发售，数量有限。
有人提出向各国银行贷款，以度过这个危机。这个办法或许是最便捷的路径。但是别说英法等国至今还欠着中国少量的外债，德国本身就是巨大的债务国，哪里还能向中国借债。唯一可以向中国大量借债的就属美国了，但即使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会毫无条件地借债与你，必然伴随着种种苛刻的条件，而且数量恐怕还有限。
还有人提出加税，并对各地的利农促商政策进行临时性取消。对工业发达的地区，例如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加征临时性工商税。提出此建议的人列出了详细的数据，如果政府这么做，将会增加一半还多的财政收入。如果可以再削减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民生建设支出，这次财政危机迎刃而解，根本就不算是问题。
这就是一个矛盾，停止促农利商的政策，并加大征收工商税，的确会让政府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收入增长。但这种增长不是平白无故的来的，他是以牺牲未来几倍，十倍，甚至数十倍财政收入增加为代价而换取的。
华飞坚决地否定地了这个计划，因为从某种意义说，这就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法。不过这个人的提案却让华飞灵光一现，那就是开始烟酒专卖制度，或者还能加上盐糖专卖制度！
310 道威斯计划
盐糖专卖并非一个新鲜的创意。 //尤其是食盐专卖，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有着悠久的传统。乃至到了明清一代，一个食盐专卖制度的变迁，直接就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几大商团的命运。
盐糖专卖是一种垄断制度，一种借用国家工具实行的强力垄断政策。只是与一般垄断不同的是，盐糖乃是民众消耗的必需品，价格上不能以垄断为手段，谋取暴利。这不仅不符合国家垄断的目的，也不符合华飞的政治理念。但食盐生产的成本之低简直难以想象，垄断而由此带来的财政增收，对于当前的南京政府来说不仅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还能迅速产生一大笔收入，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大的振荡和影响。
烟酒专卖对于中国来说也不稀奇，自明末烟草传入中国后，第一家纸烟厂商在1889年才开设，而第一家卷烟厂商则是在两年后诞生。
1915年，北洋政府曾颁布了《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和《烟酒公卖栈组织法》，设立了“全国烟酒公卖局”，各省设立相同机构，由国家公卖机构酌定公卖价格，通告各地执行。公卖收入归属中央财政。不过当时所谓“公卖”，只是增加和整顿烟酒税，并没有把市场真正管理起来。而因为种种因素的考虑，南京政府在成立后并没有把北洋政府的政策法律体系继承下来，也就没有继续这种烟酒公卖制度。
烟酒专卖带来的利润是丰厚的，对财政增收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并且烟酒和盐糖不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属于提倡消耗的消费品，所以可以提高售价，以减少销售的数量。但数量的减少，却并不能影响这两种商品的暴利获取。
而且实现烟酒专卖也不会对当前的国家经济环境产生影响，当前国内的烟草公司大都以外资为主，民族资本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实力也不是很强。最知名的莫过于，简照南，简玉阶两兄弟以10万元港币的资本额在香港筹建的南洋烟草公司。南洋烟草于1909年移师上海，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推出了“飞马”、“飞艇”牌香烟，在国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近代最为知名的卷烟，美丽牌香烟，则还未诞生。
所以在这个时期实现烟草专卖，对于民族资本的损害有限，但是对于占据国内绝大多数份额的洋商烟草公司，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过在烟酒专卖的计划案上，华飞对烟草和酒类专卖做了一定的区别。关于酒类专卖，华飞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禁酒类专卖限令的时间表。以1924年计算，这个酒类专卖限令的最短时间为二十年后，二十年后再酌情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