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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宁坚称这是误会，说这位员工曲解了他的主管的意思，在伦敦方面，有些管理者对帮助劳拉和我转交文件有些神经紧张。但她表示这根本不是问题。《卫报》方面会派人当天前往柏林去取文件。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劳拉表示：“我再也不会把任何文件交给《卫报》。我现在已经不信任他们了。”
这些文件数量之大、敏感性之高，使得劳拉不愿通过电子文档的形式进行传输，必须要有个我们信任的人亲自前往。此人就是戴维，当他了解到这一问题时，立刻主动请缨前往柏林。我们都觉得如此安排毫无问题。戴维了解此事的前前后后，劳拉认识他，也对他充分信任，他也一直准备前去拜访劳拉，讨论一些潜在的新项目机会。简宁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同意《卫报》将担负戴维的差旅费用。
《卫报》的差旅办公室安排了戴维乘坐英国航空的航班，并将行程信息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戴维。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在出行期间会有什么问题。采写斯诺登文件相关报道的《卫报》记者以及转交往来文件的员工曾多次往返于伦敦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并未遇到过任何意外。劳拉本人也在几周前才飞往伦敦。有谁会料到戴维这个颇为外围的人物会有什么风险呢？
8月11日周日的那天戴维起身前往柏林，预计将从劳拉那里取上文件一周后返回。可是在他应该到达的那天一早，我被电话铃惊醒，电话那端传来一个浓重英国口音的男子声音，他自称是“希思罗机场”的安保人员，问我是否认识戴维·米兰达。接着他说：“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你，我们依照英国《2000年反恐法》附录7（the Terrorism Act of 2000； Schedule 7）已将米兰达先生扣押。”
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反恐”几个字意义何在，完全搞不清所以然。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会被关押多久，而当我得到消息时，他已经被扣押了3个小时，这时我才知道这绝非是普通的出入境检查。对方解释英国有“合法权利”对其扣押长达9个小时，而法院还可以延长这一时间，或是对其进行逮捕。这位安保人员解释道“我们尚不明确下一步会怎样处理”。
英国和美国都深知，当涉及以“反恐”之名采取行动时，需要考量的问题从道德伦理到法律或政治便全都毫无底线了。现在戴维因为《反恐法》遭到扣押，可他甚至都没有准备入境英国，只不过是在英国的机场转机罢了。英国官方在技术意义上不属于英国的领域将他实施扣押，还扯上了最令人胆寒的莫须有的理由。
《卫报》律师和巴西外交官迅速采取行动，希望英国将戴维释放。我对戴维本人将如何处理这次扣押并不担心。他从小就是孤儿，在里约热内卢条件最艰苦的贫民区长大，所经历的艰苦常人难以想象，因此他也格外坚强、意志坚定且精明能干。我想他一定会准确判断到底出了怎样的事端，背后的缘由是什么。毫无疑问，我相信他不会让质询者好过，至少和他们给他自己的境遇不相上下。尽管如此，《卫报》律师还是认为被扣押时间达到如此之久实属罕见。
仔细研读《反恐法》后我发现，每1000人中才会有3个人被要求停下来接受质询，而且超过97％的质询不会超过1个小时，只有0。06％会扣押超过6小时，而且当戴维达到扣押9小时的上限后，他被捕的概率相当大。
《反恐法》所宣称的目标正如其名，是要对那些涉嫌恐怖主义的人士进行质询。按照英国政府的说法扣押权是用于“确定该人是否将要或者已涉嫌从事、准备或教唆恐怖行动”。依照这条法律，英国完全没有理由对戴维进行扣押，除非我的报道也被等同于是恐怖行为，而貌似这次的确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愈发严峻。我所掌握的全部情况就是，巴西外交官和《卫报》律师都已来到机场，希望能找到戴维，与他取得联系，但是全部无功而返。但是距离9小时还差两分钟的时候，我受到简宁发来的电邮，言简意赅地用一个词告知了我想听到的所有信息：“获释”。
戴维令人震惊的被扣即刻在全世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认为这是一次意图险恶的恐吓行为。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显示英国政府的意图的确如此：“一位美国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此次……对米兰达的扣押和质询是为了向包括《卫报》在内的斯诺登材料接受者传递这样的信息，即英国政府为切断信息泄露的渠道可以说是动了真格的。”
然而，当着聚集在里约热内卢机场等待戴维归来的众多记者的面，我表示尽管英国采取这样仗势欺人的策略，我也不会停止我的报道。如果此事说对我起到了何许作用的话，那就是让我更加勇往直前。英国政府已经将其对权力的滥用发挥到了极致，在我看来，最妥善的反击就是继续施压，要求实现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这才是新闻工作的最主要职能。当问及我怎样看待此次意外时，我回答说，我认为英国政府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令他们强权镇压和滥用职权的嘴脸暴露无遗。
一位路透社的记者误读并曲解了我的观点，因为我是用葡萄牙语给出的评论，他理解成了我要对戴维的遭遇进行反击，并要把原本准备暂不发表的与英国有关的秘密文件都公之于世。这篇通信稿迅速以讹传讹，传遍了全世界。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媒体愤愤然地报道称，我发誓会采取“报复性报道”。这又是荒诞不经的误传：我原本是指英国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会让我更加坚定地继续我的工作。可正如我屡见不鲜的那样，无论你怎么辩解称自己的言论被断章取义，也丝毫无法阻止媒体的肆意传播。
无论是否误报，我的言论所引起的反响都是在昭告天下：多年来英美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用威胁或更糟糕的手段应对任何挑战。英国政府最近还在迫使《卫报》销毁电脑，并以《反恐法》为由扣押我的伙伴。揭秘告发者遭到指控，记者被以牢狱之灾相威胁。可是即便眼见如此大举冒犯，政府的卫道士和辩护者仍要义愤填膺地做出表率：我的天！他居然要进行报复！只有对官方的恐吓表现出驯服恭顺才是尽职尽责；若胆敢反抗则是与政府对着干，必须使其背上骂名。
当戴维和我终于躲开镜头的追踪时，我们才可以进行交谈。他告诉我在那整整9小时内他表现出了怎样的大胆对抗，不过他也承认自己的确感到了恐惧。
他显然是被盯上了：他所乘坐的航班旅客被要求向飞机外等候的特工出示护照。当他们看到他的证件时，立刻就以“反恐法”为由对他实施扣押，而且据戴维讲，“自始至终都在对他进行威胁”，称如果“不全力配合”就把他送入大牢。他们拿走了他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存有个人照片、联系方式和聊天记录的手机，迫使他交出手机密码，否则就予以逮捕，戴维表示“我觉得他们在肆意侵犯我的整个生活，仿佛我已然一丝不挂”。
他不断回顾在过去10年间，英美政府打着反恐的旗号所干的勾当。他讲道，“他们不经指控或在没有律师出面的情况下，就实施绑架、关押，将人们关入古巴关塔那摩监狱（Guantanamo），取其性命。确实没有比被这两国政府给你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更为可怕的事情了，”他这样对我讲，这类事情不会在大多数英美两国公民身上发生，“你完全了解他们可以对你做出任何事来。”
对戴维遭到扣押的争论持续了数周之久，一连几天都是巴西媒体关注的重点，巴西民众也都一致表现出义愤填膺。英国政界人士也在呼吁对《反恐法》进行改革。当然令人愉悦的是，人们意识到了英国滥用权力的事实真相。可与此同时，该项法律多年来一直都是件丑闻，但因为它大多是针对穆斯林，所以很少有人对此真正在意。英国政府不该将把这么一个高调的西方白人记者的搭档予以扣押，从而引发世人对政府权力滥用的关注，可它却当真如此行事了。
后来才得知，英国政府和华盛顿方面在扣押戴维之前有过沟通，这丝毫不足为奇。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白宫发言人被问及此事时是这样作答的：“事先有过警示……因此我们掌握些许迹象表明此事可能会有发生。”白宫方面拒绝对此扣押行动进行谴责，并承认自己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予以阻止，甚至都未就此表示不赞同。
大部分记者同人都理解这一步的危险性有多大。“新闻报道不是恐怖主义”，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女主播瑞秋·麦道（Rachel Maddow）在她的节目中大声疾呼，一语中的。但并非人人都持此观点。《纽约客》的杰弗里·图宾在电视黄金时段为英国政府高唱赞歌，把戴维的行为等同于“偷运毒品过境”。图宾还补充道，戴维应该为自己未被逮捕并遭到指控而感恩戴德。
这一妖言看似还真有几分道理，因为英国政府正式宣布要对戴维所携带的文件进行刑事调查。（戴维本人已经对英国当局提起上诉，认定对他予以扣押属于非法行径，因为扣押他的法律依据对他完全不适用：《反恐法》的宗旨是针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人进行调查。）当局居然会如此胆大妄为，将著名记者有关公众利益的重要报道与非法贩运毒品相提并论，不过这也的确是他们干得出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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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战先驱记者戴维· 哈泼斯坦（David Halberstam）于2005年去世前不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学生们作了一次演讲。他这样告诉学生们：在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刻，驻越南的美军将领威胁他，下令让《纽约时报》的编辑把他撤离，让他不得再对越战进行报道。哈泼斯坦称，他令“美国和南越政府对越战充满了悲观情绪”。美军将领认为他代表着“敌对方”，因为他搅乱了美军的新闻发布会，并面斥他们是在当众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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