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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范因斯坦坚持认为，国安局大规模搜集监听数据并不构成监控行为，因为其中并不包括交流的全部内容。网上的抗议者则要求她用行动来支持自己的言论：这位参议员是否会每月公开她电邮往来者和电话通话人的全部名单，其中还要包括具体通话时长，以及通话时身处何方？她一定不会接受这种做法，因为揭露这些信息相当于让人一丝不挂，将它们公之于众将会对个人领域造成真正意义上的侵害。
令人瞠目的是，那些轻视隐私价值的人同时又在不遗余力地捍卫个人隐私。这是一种虚伪的做法，但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真正的重点在于，对保护隐私的欲望是所有人共有的重要特点，这一点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人何以为人的关键所在。我们都本能地认为，在私人领域，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行事，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写所做、所选所为，这些都不必在乎他人的评价。隐私是成为自由人的核心条件。
也许，有关何为隐私以及为何人们会对之如此迫切需要，最著名的陈述莫过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于1928年的奥姆斯蒂德诉美国（Olmstead v。United States）一案中的这句话：“一个人独处的权利是最广泛的一项权利。”他写道，隐私的价值远比公民自由“范围更广”。他表示这是一项根本的权利。
我们宪法的制定者为确保对幸福的追求制定了有利的条件。他们认识到，人的精神本质意义在于其情感和智慧，而物质世界中只存在着生活里的一部分痛苦、快乐和满足。他们试图从信仰、思想、情感和感受等方面保护美国人。他们被赋予隐私权，以此来与政府相抗衡。
即便在布兰代斯担任法官之前，他也是隐私重要性的热心支持者。他与律师塞缪尔· 瓦伦（Samuel Warren）联合在1890年的《哈佛法律评论》 （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意义深远的文章《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认为剥夺他人隐私与窃贼盗取财物的犯罪性质完全不同。“就保护个人著作及所有其他形式的个人作品的原则而言，保护的目的并非针对剽窃和直接引用，而在于使其免于被他人以任何形式发表。实际上，这并不属于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范畴，而属于保护人格不受侵犯的原则范畴。”
隐私对人的自由和幸福至关重要，具体理由大家很少进行探讨，但是大部分人却可以本能地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意义，因为从大家对自我进行保护的力度中就可以很明显地得出这一结论。首先，当人们意识到有人在观察自己时，行为方式就会发生极大改变。他们会力求按照他人的期望来行事。他们希望避免蒙羞或遭到谴责。为此，他们会严格遵守人们所接受的社会惯例，不会越雷池一步，以防所作所为被视为离经叛道，有异于常人。
当人们感到他人在注视自己时，考虑做出的选择会大幅受限，远不及人们在私人空间时那般自由自在。对隐私的否认会极大限制个人的选择自由。
几年前，我参加了好友女儿的成年礼。在仪式过程中，拉比强调女孩子的“核心课程”就是要了解到自己“总会受到他人的关注并且会被评头品足”。他告诉那个女孩，上帝永远都会知道她在做什么、作何选择、一举一动以及每个想法，无论多么私密都是如此。他说道：“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这样讲是为了让她能永远遵从上帝的旨意。
这位拉比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你永远无法逃出最高权威的监控，那么你就会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权威的命令行事。你无法想象还可以超越这一原则另行开辟自己的道路：如果总有人关注着你，并且对你评头品足，那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自由的个体。
所有压制性权威，无论是政治、宗教、社会还是家长，都仰仗这一重要真理，以此作为主要工具来执行正统观念、强迫服从并打压异议。要让大家相信这一点，无论做什么都逃不出权威的掌握，这才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剥夺隐私将有效打击任何离经叛道的做法，这远比警察机关更行之有效。
当私人领域不复存在，那么与生活品质直接挂钩的种种特质也会损失殆尽。很多人都对隐私让人不受束缚深有体会。反之，当我们自以为是在独处时做出的种种表现，比如手舞足蹈、潜心忏悔、亲密示爱、分享未经验证的想法，却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被他人一览无余时，定会感到羞愧难当。
只有当我们认定他人不在关注自己时，才会感觉到自由自在，才会有安全感，才会真正进行各种尝试，探索边界所在，琢磨思考问题的新方式，才能做回自己。互联网的魅力完全在于它可以实现匿名状态下的言行，这对个人探索至关重要。
正因为此，私人领域才会关乎创造力，让异议能得以体现，并对正统思想提出挑战。在一个人人都自知会受到政府监视的社会，私人领域自然会被极大地剥夺，在社会和个人层面，相关特质都会荡然无存。
因此，政府若实施大规模监控，就明明白白地意味着它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即便是其中并无心怀不轨的官员借此机会搜集政敌的私人信息以伺机报复，也同样是如此。无论监控的具体做法如何或是否出现滥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采取监控措施，它在本质上就会对自由构成限制。
对乔治·奥威尔的著作《1984》中预言的援引都已成为老生常谈，可是奥威尔为警示大家而用笔墨描述的恐怖世界在国安局监控中得以生动再现，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两者都仰仗科技体系，有能力对所有公民的言行进行监控。国安局的拥护者对这一相似性予以反驳，他们会说，我们的监控并非时时刻刻在进行。但是这一说法仍忽视了一点：在小说《1984》中，也不必对公民进行全天候监控；其实，他们对自己曾被监控一无所知，但是政府有能力随时对他们进行监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监控无处不在的可能性，让所有人都对政府言听计从：
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Winston）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4＇
即便是国安局，也无暇阅读每封邮件，追踪每个人的行迹。能让监控系统行之有效地控制人类行为的，是让人知道其一言一行都很容易遭到监控。
这就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18世纪提出的圆形监狱设想，他认为这样的建筑设计可以让机构对人类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按照他的话说，这类建筑结构可以“用于任何机构，在其中的各类人等都会受到监视。”圆形监狱的主要建筑创新是从中央塔楼中，守卫可以随时监控每个房间、每个囚室或教室中的一举一动。而囚徒却无法看到塔楼里的情况，因此无法判断他们是否受到监控。
因为这一机构无法在所有时间对所有人进行观察，边沁的设计就在监禁者心目中形成“监视者看似无所不在的印象”。“被监视者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至少很大程度上是如此”，于是便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即便狱卒不在现场，他们也会始终感觉有一双监视的眼睛在看着。结果囚犯们就只好循规蹈矩，言听计从，符合预期。边沁预见到他的发明不仅会在监狱和精神病院得以运用，还会传播到所有社会机构。他认为通过向公民思想中反复灌输他们会经常受到监视，则对人们的行为方式造成革命性影响。
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边沁的圆形监狱原则其实是现代政府的基本机制之一。他在《权力》（Power）一书中写道，圆形监狱是“以持续不断对个人监控的形式，以控制、惩戒、补偿的形式，以修正的形式，对个人实施的一种权力，是依照一定规范对个人进行塑造和改变”。
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福柯进一步解释道，无所不在的监控不仅让权威更富权势，强制遵守服从，而且还诱使个人将监视者潜藏进内心。那些相信自己处于监视之中的人们将本能地选择按照要求行事，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受人控制：圆形监狱使得“在囚犯的脑海中形成这样一种意识，认为自己的行为永远会受到监控，以确保权力自动发挥功效”。随着这种控制深植人们的内心，公开的镇压就会销声匿迹，因为这些已然全无必要：“外部权力就可以轻装上阵，可以逐渐脱离实体的形式，越接近这一限度，则会越持久、深入并永恒地发挥作用——这可以避免暴力冲突，并可以先入为主，因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胜利。”
此外，这种控制模式还有一种极大的优势，即可在同时创造出一种自由的假象。这种强制服从的意识存在于各自的思想中，由于担心自己正处在监控之下，人们会自觉自愿地选择言听计从。这就会完全消除人们被强制的外在特征，使其误以为自己还是自由之身。
为此，每个压迫型政府都会将监控作为自己的重要控制工具。当一度克制的德国总理安吉拉· 默克尔意识到，多年来美国国安局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