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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媒体都在搜寻斯诺登住的酒店，很快就会找到，律师说关键是在媒体找到他之前跟斯诺登见面。”
半梦半醒地，我抓起身边的衣服穿上就来到门边。一开门，各色照相机的闪光灯就照到了我的脸上。媒体记者显然买通酒店员工而得知了我的房间号码。两位女性记者自称是《华尔街日报》香港分部的人，包括带着一架大型照相机的人在内，其他人都是美联社的员工。
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组成一个半圆跟着我走向电梯，然后跟我一起涌进电梯，不停地问问题，我就简单随便地做了些回答。
进入酒店大堂后，另一堆记者也加入了进来。我想找那位读者和律师，但身边挤满了记者，难以自由活动。
我尤其担心记者们会跟着我，导致律师们无法见到斯诺登。最后我决定在大堂里举行一次即兴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后让记者离开。15分钟后，多数记者都离开了酒店。
随后我碰到了《卫报》的首席律师吉尔·菲利普斯（Gill Phillips），这让我放松了下来。她是从澳大利亚去伦敦的路上，在香港留了下来给我和埃文提供法律咨询的。她说打算想尽办法让《卫报》来保护斯诺登：“艾伦坚持认为，我们应提供给他全面的法律支持。”我们想多谈一下，但因为还有几位记者没走，因此我们没法不受干扰地继续谈话。
最后我找到了那位读者和他带来的两位香港律师。我们计划了一下怎样谈话才不会被跟踪，最后一起逃到了吉尔的房间。虽然还有一批记者在尾随，我们还是当着他们的面关上了房门。
我们立刻开始行动。律师们希望立刻见到斯诺登得到为他代理的正式授权，以便他们代表他采取措施。
把斯诺登交给他们前，吉尔利用手机疯狂查找关于这两位律师的信息，因为我们刚刚见面，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底细。她通过找到的信息得知，这两位律师的确在维护人权和帮助政治避难者方面颇有建树，也与香港当地的政治圈子有着密切联系。我登录了聊天软件，发现斯诺登和劳拉都在线。
如今住在斯诺登所在酒店的劳拉十分确定，那些记者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他们的位置。斯诺登显然急于离开。我告诉了他律师的情况，说他们准备去他的酒店房间。斯诺登说他们最好来接他，然后带他去安全的地方。他说现在是该“按照计划向全世界寻求保护和公正了”。
“但是我需要避开记者离开酒店，”他说，“否则他们会一路跟踪我。”
我把他的这些担心告诉了记者。
“他有什么办法能防范跟踪吗？”一位律师问道。
我向斯诺登转达了这个问题。
“我正在易容，”他说，显然他先前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可以把自己装扮得别人认不出来。”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律师们应该直接跟他对话了。在此之前，他们需要斯诺登重复一句程序性的话表明请律师代理他。我给斯诺登发去了那句话，他又给我发送回来。律师们然后就开始通过计算机跟他交流。
10分钟后，两位律师宣称他们要立刻赶去斯诺登的酒店接他，因为他准备悄悄地离开酒店。
我问道，“那之后你们准备拿他怎么办？”
他们可能会把他带到联合国在香港的机构，正式寻求联合国的保护，以免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理由是斯诺登是寻求庇护的难民。或者，他们说，他们会安排一处“藏身之所”。
可是怎样才能让律师走出旅馆又不被追踪呢？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和吉尔一起走出旅馆的房间去到大堂里面，吸引仍然候在外面的记者跟着我。两位律师稍等几分钟再离开旅馆，这样可能就不会被记者发现。
这种策略很有效果。跟吉尔在与酒店相连的一处购物中心聊了30分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急火燎地拨通了其中一位律师的手机。
“我们在记者蜂拥而出之前把他弄了出来，”他说，“我们去他的酒店碰头，就是那个有鳄鱼的房间。然后我们穿过一座桥进入了邻近的购物中心，跑回了在外面等候的汽车。现在他跟我们在一起了。”我后来才醒悟到，那里就是我和劳拉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他们要带他去哪里？
“电话上最好不要说这个，”律师答道，“总之他现在安全了。”
得知斯诺登现在安全了，我长出了一口气，但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我们会再也见不到他或者跟他讲话了，至少他再也不会以自由人的身份这样做。我想，很可能下次我们见他是在电视上，穿着橘红的监狱套装，戴着手铐，坐在美国的法庭里接受间谍罪指控。
我正在思考这条消息的时候，有人敲响了房间的门。来的是酒店的总经理，他是来告诉我拨打我房间电话的人络绎不绝（我已经告诉前台不要接入任何电话），大厅里还有成群的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在等着我出现。
“如果你愿意，”他说，“我们可以带你从一部不起眼的电梯下去，从大家都不知道的出口离开这里。《卫报》的律师已经在另一家酒店用别的名字给你订了一个房间，如果你愿意的话。”
显然这是酒店经理的典型做法：我们希望你离开这里，因为你引起了骚动。我知道，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主意：我希望继续不受干扰地工作，仍然希望跟斯诺登保持接触。于是我收拾好行李，跟着经理从后门离开，在候在外面的出租车上跟埃文会合，然后以《卫报》律师的名义入住了另一家酒店。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希望能收到斯诺登的消息。几分钟后，他也上线了。
“我很好，”他告诉我，“目前在一处安全的地方。但我不知道这地方有多安全，也不知道要待多久。我必须不停地换地方，也不能稳定地利用网络，所以我既不知道何时可以上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经常上网。”
显然他不愿意提供关于位置的任何细节，而我也不想了解这些。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没法帮他藏身。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最迫切希望捉拿归案的人。美国政府已经要求香港特区政府逮捕斯诺登并引渡给美国。
因此我们只是简单而又含糊地交流了一下，两人都说希望能保持联系。我让他注意安全。
＊＊＊
最终赶到演播室接受《早安乔》和《今日秀》节目的采访时，我马上发现采访的氛围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持人不再理会我这名记者，而是倾向于攻击实实在在的目标——如今躲藏在香港的斯诺登本人。许多美国记者也恢复了他们习以为常的身份，担任美国政府的帮凶。谈论的话题不再是记者揭发了国安局严重的滥用权力，而是围绕着一位为政府工作的美国人：他“背叛”了自己的责任，犯了罪，然后“逃到了中国”。
米卡·布热津斯基（Mika Brzezinski）和塞瓦娜·格斯里（Savannah Guthrie）两位主持人对我的采访都很尖酸刻薄。因为已经一个多星期缺少睡眠，我对他们的问题中暗含的对斯诺登的批评很不耐烦。在我看来，对于一位多年来首次让国家安全方面的行动变得更加透明的人士来说，记者应该为此庆祝，而不是将其妖魔化。
又接受了几天采访后，我决定离开香港。显然这时候跟斯诺登见面是不可能的，更别提在这个地方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了。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极度疲惫，无论是体力、精神，还是心理方面都是如此。我很想尽快返回里约热内卢。
我考虑过乘飞机经由纽约回家，在那里停留一天接受采访——主要想表明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愿意这样做。但一位律师建议我不要这样做，说冒这样的法律风险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不清楚政府方面准备如何回应此事。“你刚刚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国家安全爆料，而且在电视上到处宣扬最具挑战性的信息，”他说，“只有了解了司法部会做出何种反应，计划到美国的旅程才有意义。”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奥巴马政府绝对不会在如此高调的报道过程中采取极端措施逮捕一名记者。但因为已经精疲力竭，我没有争辩，也没有去冒这个危险，就让《卫报》帮我预订了经由与美国相距十万八千里的迪拜返回里约热内卢的航班。我的感觉是：就当前来说，我做得已经够多了。
第3章
收集一切
“为什么我们无法每时每刻都收集全部信号呢？”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将军
爱 德华·斯诺登收集的文档资料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相当惊人。尽管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报道美国秘密监视行为所带来的危害，但这套监视体系的规模之大仍然令我瞠目，它的实施过程完全不透明，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受任何限制。
文档中包括数千个监控项目，而实施这些项目的人却从未打算将它们公布于众。很多项目旨在监控美国大众，但还有几十个国家包括把美国视为同盟国的一些民主国家，比如法国、巴西、印度以及德国也是这种大规模监控的目标。
斯诺登将所有文档仔细地分类整理过，但因其数量太大内容错综复杂使得整个理解过程难以进行。数以万计的美国国安局资料由国安局内部各个单位和分支部门处理，在某些情况下，还会由关系密切的国外情报机构处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文件都很“新鲜”，大多数来自2011年和2012年，还有不少来自2013年，甚至有些文件的标注日期是2013年3月和4月，也就是我们在香港与斯诺登见面的两个多月前。
大部分的文件标有“绝密”字样，虽然其中有些文件仅限美国内部，但大多数是可以传播给美国国安局四个关系最密切的监控同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国与美国组成了英语世界的“五眼”情报联盟（Five Eyes Alliance）。关于美国国外情报监视法庭下令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