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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又问了那个第一次网上交流之后就想问的问题：做好爆料准备后，为什么他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一如既往，斯诺登的回答表明他的决定是仔细分析后做出的。
他说自己优先考虑的是保证跟我和劳拉沟通那些文件的问题时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他担心如果美国政府了解到他的爆料计划就会设法阻止他，比如逮捕或更严重的手段。照他推断，香港虽然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却是中国领土，跟他心目中的其他藏身之地相比，比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这样的拉美国家，美国间谍要对付他可能会更困难些。另外，跟冰岛这样的欧洲国家相比，香港有能力也更加愿意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把他引渡出去。
虽然向公众爆料是斯诺登选择目的地时的首要考虑，但这却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他还希望能够到一个民众珍视他认为重要的那些价值观的地方。他本来还可以到另外一些地方，那些地方可能会提供防范美国方面动作的更安全的保护，比如中国大陆。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政治方面更加自由，比如冰岛或另外一些欧洲小国。但在他看来，香港最好地融合了人身安全和政治力量方面的考量。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也有一些弊端，斯诺登也很清楚这一点，比如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会让批评者更容易把他妖魔化。但是当时没有最完美的选择。他经常说：“我的所有选项都很糟糕。”不过香港确实为他提供了安全保障，也让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在其他地方或许就要困难得多。
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后，我又有了一个目标：确保斯诺登清楚，他作为整个事件爆料人的身份曝光后，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
奥巴马政府在政治领域发起了针对告密者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竞选总统时，他曾发誓要建立“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尤其是保护告密者，称赞他们“勇敢”而“高尚”，而如今他却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奥巴马政府依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The Espionage Act）对7名泄密者提起诉讼，超过了往届政府处理类似案件的总和，事实上是以往总数的2倍还要多。《反间谍法》是“一战”期间通过的法案，其中赋予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权力将反对战争的异议人士当作犯罪分子起诉，而且对此的处罚相当严厉，违法者将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
毫无疑问，斯诺登会受到这部法律的严厉制裁，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会以足以判他终身监禁的罪名起诉他，而且他可能会作为卖国贼受到广泛的谴责。
“你觉得身份暴露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我问道。
斯诺登的回答很迅速，显然他早已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会说我违反了《反间谍法》，说我犯了重罪，帮助美国的敌人，危害了国家安全。我敢肯定他们揪住我过往的一切，可能夸大其词甚至胡编乱造，尽可能地把我妖魔化。”
他说他并不想坐牢：“我想尽量争取不坐牢。但如果结局注定如此，因为我很清楚这种可能性很大，刚才我也想过，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对我，我也愿意承受。唯一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公众对这一切袖手旁观。”
无论是初次见面的第一天还是在随后的日子里，斯诺登的决心和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冷静思考都让我深感讶异和感动。我从未见他表现出任何遗憾、恐惧和不安。他坚定地表示心意已决，称自己十分清楚可能出现的后果，并已做好了准备来承担这些后果。
斯诺登似乎从这个决定中获得了一种力量。说到美国政府可能对他采取的行动时，他表现得无比镇静。想到未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将身陷囹圄，这种恐惧可以将任何人吓瘫，可是这位29岁的年轻人在面对这一切时的表现令人备受鼓舞。他的勇气感染了我和劳拉，我们彼此发誓并且也跟斯诺登一再承诺：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每个决定和每次行动都会尊重他的选择。我有责任按照斯诺登的初衷来报道整个事件，要坚守心中正义的信念；不被那些急于遮掩他们的行动的邪恶官员无耻的威胁所吓倒。
5个小时的询问过后，我确信斯诺登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自愿来做这件事的。跟他分手前，他再次强调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问题：他坚持让我们表明提供文件的知情人是他，而且要在我们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做。“无论是谁，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有义务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他说。他也不想加剧因为躲藏而让美国政府营造出的恐惧氛围。
此外；斯诺登非常肯定，一旦我们的报道文章开始刊出，国安局和中情局就会迅速查明泄密的根源。他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遮掩自己的踪迹，因为他不想让同事遭到调查或背黑锅。他坚持说借助自己掌握的技术，以及由于国安局的系统出人意料的松懈，如果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尽管他已经下载了如此众多的绝密文件。然而，他却故意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让他们发现，这也意味着没有必要继续隐匿身份。
虽然，我不想通过公布他的身份帮助政府知悉他的情况，但斯诺登却说服了我，说他的身份暴露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他决心主动在公众面前亮相，而不是听任政府描述他的情况。
对于身份的曝光，斯诺登唯一担心的是会因此分散民众对问题本质的注意力，他表示“我知道媒体会把各种事件贴上人的标签，而政府会希望围绕着我开展报道，并攻击提供信息的人。”他计划一开始将自己曝光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让民众继续关注国安局及其监控行为。“公开身份并作些说明后，”他说，“我就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了，我不想成为关注的核心。”
我决定不在第一篇报道中曝光斯诺登的身份，而是再等一个星期，这样我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地曝光整个事件的开头部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要尽快开始爆料，一天爆一篇猛料，在还未揭露知情人身份的时候就将整个事件报道完毕。会面结束时，我们仨达成了一致，并制订了一个计划。
待在香港的剩余时间里，我每天都跟斯诺登见面详谈。尽管服用过帮助睡眠的药物，我每晚的睡眠时间也从没超过2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利用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撰写稿件。等文章开始发表后，我再接受采访讨论这些文章的内容。
斯诺登让我和劳拉来决定曝光哪些材料，以及按照何种顺序、以怎样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在民众眼前。但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斯诺登就像此前和此后许多次所做的那样，强调我们迫切需要仔细审查所有的材料。“我挑选这些文件是基于公众的利益，”他告诉我们，“但是得靠你们从记者的角度来判断哪些可以发表出来让大众知晓，同时又不会伤及无辜。”不为别的原因，斯诺登知道真正引发公众讨论的前提是不会授美国政府以话柄：公开发表这些文件会危害到部分人的生命安全。
他还强调说关键是要通过媒体发表这些文件，也就是跟媒体合作，撰写提供材料背景的文章，而不是大批量地将其发表出来。他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可以允许公众更加条理、更加理性地了解爆料的内容。“如果我想大规模地把这些文件在网上发表，那么我自己做就好了，”他说道，“我希望你保证依次发表这些文章，以便民众能够明白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们都同意按照这个模式开展报道。
斯诺登向我解释了多次，称他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想让我也参与其中，是因为他知道我会积极地报道此事，而不会受到美国政府威胁的影响。他频频提到《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主流媒体都曾经按照政府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噤声。不过，尽管他想要积极的报道，他也仍需要一些做事严谨的记者花时间全面彻底地检查所有文件，以确保报道时提及的各种细节都无懈可击。他告诉我：“我给你的文件中有些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帮你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以便你可以采用恰当的方式报道。”
在香港待了一整天后，我离开斯诺登的旅馆房间，回到我自己的房间，熬夜写了4篇文稿，希望《卫报》可以立即刊登。比较急迫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在斯诺登在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一步发表言论前能和我们一起检查尽可能多的材料。
情况紧急还有另一层原因。在去往肯尼迪机场的出租车上，劳拉第一次告诉我她与几家大型媒体机构和一些记者谈过斯诺登的事。
这其中就包括曾经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巴顿·格尔曼，此人曾任职于《华盛顿邮报》，现在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劳拉没能说服几个人跟她一起去香港，但格尔曼一直都对监控行为感兴趣，因而对这件事自然也就非常感兴趣了。
由于劳拉的建议，斯诺登允诺给了格尔曼“一些文件”，想要跟他以及《华盛顿邮报》合作披露一些具体情况。
我对格尔曼抱有敬意，但《华盛顿邮报》却让我不齿。在我看来，《华盛顿邮报》是华盛顿地区恶霸媒体的核心，具有美国政治媒体各种最邪恶的特点：与政府紧密勾结，巴结国家安全机构，排除一切反政府声音。2004年，这家报纸自己的媒体评论员霍华德·库尔茨（Howard Kurtz）曾撰文证实，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华盛顿邮报》系统地放大了支持战争的声音，对反战的声音却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库尔茨的结论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惊人地一边倒”，支持发动战争。《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现在仍然是美国军国主义、秘密行动以及监控行为最狂热、最愚蠢的支持者之一。
劳拉交给了《华盛顿邮报》一份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