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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愤怒的外交总长王正廷通电全国，辞去中央政府所有职务，向全国人民请罪！
萧益民接到急报大吃一惊，强忍怒愤，紧急致电段祺瑞和顾维钧，并命令南京行营驻京联络处和军情局北京站负责人，迅速将王正廷安全送往南京。
当日下午，总统段祺瑞宣布：同意外交总长兼政务院副总理王正廷辞职。任命外交次长顾维钧代理外交总长职务，继续主持与日本政府的外交谈判工作。
十月十一日上午，忍辱负重的顾维钧通过《中国时报》宣布就任代理外交总长职务，然后称病谢客，闭门不出。直到五天之后，才在萧益民和紧急赶赴北京的南京行营众同僚的开解下出来工作。
在严峻的形势下，南京行营的萧益民和麾下所有军政官员异常忙碌，远比既要防备奉军发动内战、又要维持与日本谈判局面的段祺瑞集团更为忙绿。
由于南北两大军政集团在对日立场上越来越大的分歧，不堪继续被萧益民集团逐渐架空的段祺瑞集团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先是不顾谈判小组的一再告诫和请求。竟然懦弱无耻地屈服于日本谈判小组的压力，强行命令谈判组长王正廷在“中日山东协定”上签字，王正廷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段祺瑞竟然命令其心腹大将、谈判小组副组长王揖唐在协定上签字。
紧接着，为获得日本的军事和巨额贷款支持，在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协助段祺瑞说服奉系统帅张作霖停战撤兵”的谎言驱使下，段祺瑞及其集团在没有征得中央军政部长萧益民同意的情况下，率先撤下正在与张作霖奉军对峙的两个师，并将这两个由南京行营援助所有武器装备的主力师调往河南“剿匪平叛”。
面对段祺瑞集团一个接一个的反常举动，萧益民和他麾下军政大员们来不及惊愕和深究，立即开始对北方局势展开全面的分析评估，没等萧益民集团理出个头绪，段祺瑞的又一份密电悄然到来：段祺瑞先是抱怨紧张的财政状况，接着扔给萧益民两个选择，要么撤走榆林至九原一线的邓锡侯部，要么派遣邓锡侯的两个师北上库伦接过蒙古防务，徐树铮所部将于明年春节撤回直隶，以弥补平津地区空虚的防务。
中国南北两大集团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但是萧益民没有想到这一分裂来得如此之快，如此突然，尽管在此之前萧益民及其集团已经有所计划并做了准备，但是仍然无法追赶这突如其来的巨变。
“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山东问题，值此关键时期，我们任何的反击或者异动，都有可能成为日本军队继续赖在山东的借口，因此，越是危急关头，咱们越不能乱！”
杨度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心中满是愤怒和不甘的萧益民痛苦不已，最后艰难地挤出一句话：“今年的冬天将会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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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二章 蓄势
中日之间的艰难谈判仍在继续，为了确保山东顺利收复，萧益民对段祺瑞发布的各项命令和提出的各种要求，依然尽量予以满足，在大政方针的分歧上也保持着难得的克制。
进入十一月，段祺瑞再次致电萧益民，告知徐树铮欲在明年春季撤离库伦，南下移防平津，并要求南京行营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尽快将俄国驻南京领事馆进行必要的修缮和恢复，移交给即将赴宁展开工作的俄国外交官员。
萧益民和他的智囊们经过反复分析，终于透过重重表象，看到了隐藏在段祺瑞系列决定背后的日本人的影子。
尽管萧益民对段祺瑞的民族立场和风骨颇为放心，但杨度以及诸位将领毫不信任段祺瑞集团众多的亲日派将领和官员，一致认为哪怕付出更大的代价，也不能放弃好不容易平定下来的蒙古大片土地，否则不但前功尽弃，还会助涨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进而肢解中国的野心。
从善如流的萧益民根据重新调整的整体行动方案，电令成都总部司令包季卿立即行动起来，以驻扎成都地区的工程兵第一兵团和总部军需后勤运输部队为主力，全力以赴向榆林军事基地和陕北各兵站运送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确保榆林集团军两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顺利完成明年二月北上接防库伦地区的重任。
同时，萧益民以总司令的名义。电令榆林集团军司令邓锡侯等将领：第一、立即发动麾下五万将士和新招募的甘陕新兵师，克服严寒，不畏困难，大力展开冬季训练；第二、榆林集团军司令部应尽可能多地收集战马，组建两个骑兵旅并展开训练；第三、建议榆林集团军军需后勤部队，留下所有从四川、汉中运送补给物资前往榆林基地各兵站的胶轮载重马车，组建两个直属集团军司令部的辎重营；第四、命令榆林军事基地和各兵站。尽快将数月来用食盐、茶叶、日用工业品和换装淘汰武器从蒙古各部落换来的八千匹驮马、一万五千头耕牛，交由军需后勤运输部队带回四川大后方。
命令下达，一切都在悄然无声地进行。萧益民这才不慌不忙地给段祺瑞复电，表示经过南京行营军事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决定于明年四月之前。派遣邓锡侯集团军驻扎九原地区的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团，北上库伦接过徐树铮部的防务。
段祺瑞接到萧益民的回电终于松了口气，尽管萧益民锦里藏针的回应，对直系控制察哈尔和热河地区是个潜在的威胁，但绝对是保住好不容易收复的蒙古地区大片国土的唯一有效途径。
因此，不管麾下文武如何指责萧益民集团的狼子野心，反复提醒段祺瑞不要被萧益民的所谓“大义”所蒙蔽，几个亲日派智囊甚至喊出宁愿放弃库伦、也不能放任萧益民集团坐大的激烈言论。
对此段祺瑞还是采用耐心说服的办法，并向大家转达徐树铮和北上两万将士决不能放弃一寸国土的三份来电，表示值此内忧外患之际决不能再树强敌。应放开胸怀，努力维持与南京方面的良好关系，然后详细解释说，既然萧益民愿意接防库伦，那就等于主动承担日俄两国因蒙古利益而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加的压力。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巨大麻烦，以中央政府和本部目前的财力人力，实在鞭长莫及，该忍痛放弃的就得放弃。
段祺瑞明确立场反复解释之后，终于艰难顶住了来自内外的所有压力，随后将库伦问题搁置一旁。全副精力转到了华北和中原地区。
直皖与奉系之间的军事对峙仍在继续，双方的谈判断断续续，争吵不断，没能参与其中的萧益民对此格外重视，秘密动用能调动的一切手段，拿出大批资金对直奉两派各级人物进行贿赂和拉拢分化，通过军情局北京站秘密发回的诸多情报，严密关注沈阳、锦州等地奉军的调动、补给、民夫征发和内部动员，最后终于得出重要结论：获得日本军队撑腰的张作霖，绝不会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收兵回营，从目前沈阳、旅顺、锦州等地源源不断调往山海关一线的军用物资补充数量分析，一场大战难以避免，很可能在春节前后突然爆发。
可笑的是，段祺瑞等人仍然认为张作霖是在虚张声势，以陈兵十万相威胁，通过胡搅蛮缠的谈判换取其政治利益，但是在日本人和国联调查小组的强力斡旋下，山海关一线的十万奉军迟早得撤回关外。
所以，段祺瑞在与曹锟等将领商讨过后，把大部分精力转向正在北京进行的中日谈判，转向他志在必得的中原战略要地河南。
面对不断变化的北方局势，面对段祺瑞集团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巨大决策失误，萧益民敏锐地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机遇，果断决定加速行动。
十一月上旬，萧益民一改之前隐忍低调的作风，频频与欧美各国驻华使节、金融财团和英美法意四国跨国贸易集团举行会晤，并于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分别于国联调查小组成员和英美法意四国银行团全权代表举行长时间的会谈。
十一月十三日，南京行营外交委员会主任、新晋中央军政部南京行营军事委员会副主任王正廷，率领三十余人的访问团自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进行参观访问，随行的还有二十余名欧美各国驻华官员。
十一月十五日，中国民主党年度会议在南京隆重召开，南京行营的军政扩大会议同时低调举行，全国各省政治精英、南方各省督军、省长、警备司令尽数汇集南京。
十一月十八日，民主党全国会议顺利闭幕，萧益民提出的三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提案，均获得党内全体代表的一致通过。
南京行营军政扩大会议也随之结束，各省督军和省长在反复权衡利弊、估算自身得失之后，先后与萧益民达成系列秘密协定。
十一月下旬，从美国进口的八组大马力火车头运至浦口机车厂，津浦铁路的运力骤然提高两倍。
南京行营立即通过津浦铁路，向山东济南、兖州、泰安、德州等地驻军展开大规模物资运输，二十天内，多达三百余门120MM重炮、六百门营连级75MM轻型步兵炮、两千门各口径迫击炮、上亿发各型子弹和二十万发炮弹、两千余挺新型轻重机枪、十万吨粮食、十五万套被服通过津浦线，送到吴佩孚和曾超然所部将士手中。
南京行营此举令日本政府和段祺瑞集团惊恐不已，日本人立刻终止中日谈判，严厉质询南京方面大规模补充武器弹药的目的；段祺瑞和陆军总部再三致电萧益民和南京行营，先是询问具体情况，接着严令萧益民停止一切可能挑起争端和战火的行动。
萧益民对此毫不在意，先是通过南京行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此举纯属正常的军需物资供给，是对灾区民众进行必要的援助，以帮助百万灾民渡过寒冷的冬季，并为春耕生产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准备，没有任何的军事针对性。
紧接着，民主党旗下的所有报刊杂志、南京行营控制的所有舆论媒体，开始掀起声势浩大的舆论战，纷纷对中日谈判的详细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报道，直指段祺瑞集团控制的中央政府在山东问题、华北问题、直奉纷争等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性错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