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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重视劳动者私有财产权，在他看来不管是物质活动“耕稼树艺”、“纺绩织纴”，还是政治活动“听狱刑政”、“治官府”、“敛关市”，都是劳动，都应该“赖其力者生”，辛勤劳动获取劳动成果。他强烈谴责那种“不与其劳，获其实”的不仁不义之举，认为应该“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极力为平民的政治人权呐喊，他的《尚贤上》中要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参与政治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他说：“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尚贤中》）。（未完待续）
第二百九十九章 法墨结合﹙六﹚（）
ps：二。民主选举的社会契约思想。
墨子说：“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墨子。尚同下》）。无国家权力，只有百姓的自然权利。那么，为何后来产生了各级政府官员呢？
墨子在《尚同上》阐述了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观点：由于原来的无政府状态“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从天子到三公，从诸侯到正长，政府各级官员莫不是经民主选举产生。
二。民主选举的社会契约思想。
墨子说：“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墨子。尚同下》）。无国家权力，只有百姓的自然权利。那么，为何后来产生了各级政府官员呢？
墨子在《尚同上》阐述了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观点：由于原来的无政府状态“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从天子到三公，从诸侯到正长，政府各级官员莫不是经民主选举产生。
《墨子。经上》明确指出：“君、臣、萌（民）。通约也。”也就是说，人们在选举产生政府的时候，是有一个社会契约的。墨子在《尚同中》阐述了这个社会契约：
（1）人们选举产生了政府。就将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了政府，政府有权力“发政于天下”、“制为五刑”、“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
（2）建国设都，设立天子诸侯，不是让他骄奢淫逸的；而辅之以卿大夫师长，也不是叫他们放纵逸乐的，乃是让他们分授职责，按公平之天道治理国家。执政者有义务“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
墨子批评当时的执政者违背了这个社会契约。说“方今之时之以正长，则本与古者异矣”。
王公大人将父兄左右宠幸都任命为行政长官，“非正以治民”，导致社会混乱。民众不肯与上面协调一致，责任在执政者。（参见《尚同中》）
三。非攻赞诛的共和革命思想。
墨子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他反对等级制度，反对儒家所说的“天命”。他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在墨子那里，行“义政”。不行“力政”，是执政者的一种义务。行“义政”的，人们“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行“力政”的，人们“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墨子。天志上》）。暴王当道。墨子主张共和革命。墨子“非攻”而赞“诛”，严格区分了战争的性质：一方面。墨子把大国攻小国、强国攻弱国的战争，叫做“攻”，对此强烈反对，认为“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维护多元化；另一方面，墨子把民众讨伐暴虐害民之**君主的战争，称之为“诛”，大加赞赏，实际上赋予共和革命以合法性。（参见《墨子。非攻下》
平等兼爱逻辑发展之下的“义政”，是共和政治、利民政治。因为历史局限，墨子没有提出权力制衡，但强调公平竞争、平等博弈。墨子注重对少数派、弱者权利的保护，“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强”“弱”，“众”“寡”，“富”“贫”，“贵”“贱”，“诈”“愚”，这些对立的双方，在墨子看来都是正常社会合法的客观存在，应该有一个游戏规则任其共和相处。墨子虽然主张“尚贤”“尚同”，但把这一切建立在平等竞争之上，是讲究共和的，他认为：“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指出“兼王之道”应该不辞意见相左的贤人。
四。立法为公的依法治国思想。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主张依法治国的思想家。在《墨子。法仪》中，墨子以工匠依规矩画方圆推而广之，批评当时的执政者：“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度，此不若百工，辩也。”他主张“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
关于“法”的形式，墨子认为有宪法（宪）、刑法（刑）、军法（誓）。他在《非命》中指出：
（1）“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
（2）“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
（3）“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
关于立法问题，墨子眼光独到而睿智，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了如下两点：
（1）法不是维护暴政的工具。“法不仁，不可以为法。”联系墨子对“仁”的阐述，可见墨子认为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价值、权利。
（2）法不是人治之法。究竟由谁来立法？考虑到人性现实的弱点，墨子认为“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父母、学者、君王，都是不可靠的，不能由他们来任意立法。
立法的根本依据究竟是什么？《墨子。法仪》与《墨子。天志》中集中阐述了“莫若法天”的道理。综合起来，墨子认为：
（1）“天之行广而无私”（《墨子。法仪》）——指出了第一个重要的立法原则：立法为公。
（2）“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又指出第二个重要的立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下》）——指出了第二个重要的立法原则：以法治官，以行义政。
《墨子。天志下》中有言“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墨子“以天之志为法”，可谓用心良苦。当他讲“天之爱百姓也”，讲“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讲“置立天之，以为仪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未完待续）
第三百章 法墨结合﹙七﹚（）
ps：五。公开议政的言论自由思想。
墨子尚贤尚同，但在《尚同上》明确指出“上有过则规谏之”，可见墨子并不主张言论钳制政策。
墨子甚至主张公开议论朝政，认为言论自由对国家有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墨子。亲士》）。
五。公开议政的言论自由思想。
墨子尚贤尚同，但在《尚同上》明确指出“上有过则规谏之”，可见墨子并不主张言论钳制政策。
墨子甚至主张公开议论朝政，认为言论自由对国家有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墨子。亲士》）。
难能可贵的是，墨子将言论自由提升到法律的高度，认为法律不可损害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他将“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墨子。七患》）视为国家之大患，极力反对。
六。平民结社的政治实践思想。
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的是，墨家团体不仅是一个学术流派，也是一个平民政治社团，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墨子推荐弟子去作官，日后若有违墨家主张，就要被召回。墨家子弟做官的俸禄，一部分要分给墨家团体使用。
墨家政治社团为了宣传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奔走天下。医国疗世，到政治黑暗混乱的国家宣传尚贤尚同之理；到贫穷的国家宣传节用节葬之道；到沉迷于声色的国家宣传非乐非命；到尚武侵凌的国家宣传兼爱非攻；……。墨子经常带领墨家团体参与政治军事活动，帮助小国抵御大国侵略。由此看来。墨子在实际上主张平民结社自由。《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他们平时食“藜霍之羹”，穿“短褐之衣”，足登麻或木制的“歧矫”，是一群深为战乱所苦、决心在艰苦的生活方式和严密的准宗教团体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游士”。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之为“矩子”，所有的墨家成员都要服从“矩子”的指挥。墨子死后。这个团体仍然存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七。为国为民的任士侠义思想。
金庸先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符合墨家任侠观的。墨家分为上、中、下三门。所以《墨子》书上的文章都分“上中下”三种，譬如《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不同的篇章为不同的子弟所学习。“上”是指政治家；“下”是指纯粹的专家学者；“中”是指笃信墨学的苦修者，以自苦为极，损己利人。完全不同于社会的价值标准，为了所有正“义”的事大声疾呼，嫉恶如仇。中国侠义文化的源头是墨家。
春秋战国，社会激荡。许多国士变为游侠，良莠不齐，于是墨家在其经典著作中研究并阐述了任侠精神，加以引导。《墨子。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