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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新同志，我看过你们的资料，56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制度不是被评为我党在建国后在经济上的第一次错误方针吗？为何现在还要再提这个人民公社制度。”
“总理，是这样的！”
“凯新同志，还是叫我周副主席吧，现在我可不是总理！”
“呵呵，好的，周副主席，其实虽然当时的人民公社制度最终以失败收场，但是他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生产资料实行过于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方式，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整体乡村的农业指导，社会动员，农业人口福利维系上，人民公社具有极好的协调能力。对于我们加速促使农村人口进入工业化进程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也是让我们党的执政可以深入到农村最低一层的最佳选择。
这里我要说明下这个问题，在原有的历史上，我党就是依靠人民公社制度确立起党的行政能力深入到村一级地块的，但是在随后人民公社结束后，为了进行民主改革尝试等原因，我们的最低行政单位逐渐变为县一级，而村一级主要采用民主投票选举的方式选出村支书或村长。
但是，这种形式愿景是好的，想民主是对的，但是对于普遍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并不了解民主的本身意义，在农民的心里，他们只关心收入，只关心自家眼前的得失。由此出现了大量的贿选，大量的买票，甚至一顿饭都可以买来整个村子男女老少的票，而那些做上村支书，村长位置的人则贪污，**，倒卖土地，欺行霸市，活脱脱的成为了一个披着政府干部外衣的地主。
因此在这次我们的参谋部门参考了这些现象提出了人民公社与家庭承包的农村新型管理模式。”
“凯新同志，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我们的干部真的会沦落成新的地主阶级？”
“是的，周副主席，请看这份资料，这是湖北西河的一份调查报告，其中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正光身为党的干部却另外还任职该村药材公司的经理，通过对内强制收购，对外统一销售的方式主导该村的经济，当村内有人想要进行其他投资时，就会派政府人员强制拆除建筑，驱赶投资客，而对内又把控村内一切政府收入，甚至把雪灾时上级部门下发的100万救灾款中饱私囊。惹得当地怨声载道。这种干部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典型。”
“杀，杀，这种人怎么能还在组织内存在，我们流血流汗打下这个和平岁月，就是让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继续吸血吃肉的吗，这种人为什么不枪毙。”
彭老总听到党内竟然有这种干部立刻拍桌子跳了起来。
“彭老总，这些还是好的，起码他们还没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还知道表面上要做得好些，还知道要让自己村里的老百姓们的日子要好过些。
我听说在四平地区甚至出现了和现在的那些土匪差不多的村干部，在村子里欺男霸女，强买强卖，一不开心甚至随意杀人都会干出来，甚至整个村子内所有的关键职位都成为了他家的私产，自己下去，兄弟上台，儿子干干民兵队长，儿媳做做妇女主任，自己一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开个完整的村委会了。
可惜我这里没有资料，要不然我就拿出来给您看看了。而这些奇葩的现象的出现都是由于我们党的执政触手退出乡村，在村一级搞所谓的村民自治或者民主选举导致的。
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事物背后必须要有扎实的监督与管理作为基础，更是要高水平的教育覆盖来保证的，在当下的社会状态下，民主在农村的普及完全就是不靠谱的行为。”
“凯新同志，我们党当时为何会把执政能力从乡村撤出的？”
“这个说来话长，主要是因为80年代我们共和国与美利坚有短暂的蜜月时期，那时候美利坚对我们有过要求逐渐过渡到民主社会的要求，而当时的党中央也想尝试下在当时的华夏社会是否有了实现全面民主的条件，因此开始进行乡村民主自治的方案，废除了原有的基层干部流转执政制度。
而这一政策带来的恶果就是出现了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些直接破坏我们党执政形象的人和事，老百姓其实都很现实，他们不会去追究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源，他们只知道这些人是他们的村支书，是我们党在他们村子里的干部，他们有问题就是我们党有问题。”
听李凯新说到这里，一直皱着眉头的毛润泽默默地掐灭了手中的香烟，随后开口说道：
“凯新同志，这就是你当初和我说的没有监督就不可能保证组织的一贯健康吗？”
“是的，主席，我相信首长们的人品，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几年，几十年后的那些党员们也能各个保证自己的操守啊，一个组织的自洁能力不是靠几条理论来形成的，而是靠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机构来实现的。”
“恩，凯新同志，这个我知道了，到时候中央要专门就党风建设和干部监督的问题开个全体会议，到时候你的那些资料好好整理下，需要在我们的干部面前好好的点一点了，你说的这种干部，这个会议室里大概是没有，但是整个组织里我可不敢说真的没有。
现在继续刚刚的话题吧。”
“好的，我来具体说明下我们的农村发展计划。根据我们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现实，届时我们的基层组织的最小单位就是人民公社。当然对外也可以称为村。
公社的主要职责一是实现我们党的最基层行政管理，对公社内的居民进行户籍，治安等基础管理，并负责整个村子内部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既由公社出面组织公社内的居民在农闲时进行水利，道路，水电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部分是公社的重中之重。也是以后我们农村工业化程度提升的基础。
第二个职责就是对社会风气进行导向，并为居民解释政府政策，完成上级单位布置的任务等工作，其中主要负责对公社所在自然环境的分析，评估，保护，对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问题进行指导，管理维护并合理分配前期较少的农业机械等任务。”
“凯新同志，不是说农民主要还是依靠土地承包来进行农业生产啊，那么生产物资按道理应该属于农民自身啊，为什么要把分配任务交给公社，这不是依然会出现你前面讲的低效的问题吗？”
“张部长，这个问题我深入说下。在生产物资的问题上，我们建议初级生产物资集体所有，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在后世，当公社制度结束后，曾经出现了很多愚昧的生产物资分配方式。
在后世的陕西，曾经有个村子在公社解散后将当时公社唯一的一辆拖拉机拆成零件每人分一份回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理的对待生产设备的状况？因为农民常常都是短视的，只考虑眼前利益的，你说他愚昧也好，缺乏教育也罢。但是这是现实摆在眼前的状况。这个故事推荐各位首长看一篇后世的短篇小说，名字叫《乡村教师》，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刻画，届时我们会将其归入资料之中。
对于我们国内现在农村行政状态来说，不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来进行发展上的指导和规范，在我们党出现之前是地主阶级在主导华夏农村的发展，而我们党则应该为农民们提供更为有效更能体现公平公正的行政制度，为他们指出致富之路。”
“那么如何避免这些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在分配和使用上的效率低下与不公平呢？”
“我们建议，每个公社内都有专门负责生产物资的部门，该部门独立运作，负责各类生产设备的维护与管理，农民通过加入公社获得政府在生产设备上提供的一部分补贴，而他们则通过认购集股的方式来提供另一部分资金，这些生产物资集体所有，政府与农民各自占股。
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使用都必须采用租借的方式进行，农民针对自家承包的土地以及种植的作物来决定生产资料的租借时间。租借时所需要付出的价值既可以以现金方式，也可以约定为农业产品实物抵销的方式，租借的价格由政府约定指导价，各级政府以自身地域的状况进行微调。出租收入则每年进行分成。
分成的方式为每年的净利润中的30，剩下的70作为追加投入，政府股份部分留出作为公积金，集体部分按照各自股份分成。公积金则作为预备金保留，直到公积金金额超过政府投入部分，则原投入金额回收。”
“凯新同志，如果农民没有钱入股怎么办？”
“所有加入公社的农民由公社担保，政府银行进行低息贷款，回款额由每年的分成收入来冲抵。”
“如果，这个不赚钱呢？”
“风险由政府承担，原则上政府只投入51；49由农民们承担。政府派专门的干部进行这个部分的日常管理，农民们来集体实施日常运营。
首长们，这个方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保证生产物资被最大效果的公平使用。让农民入股也是让他们注意保护，把这些设备当做自己的东西的由头而已。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方案，还是希望届时中央组织人专门进行讨论并完善。”
首长们各自都点了点头，刘主任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专门记了几笔。
“人民公社的第三类责任则是工商扶持与开发，在华夏的整个农村，根据各自的气候及地理条件，每个公社都应该扶持适合各自情况的工商活动，比如副食品种植加工，畜牧养殖。
比如，我们计划让延安地区的农民兄弟每家每户进行畜牧养殖，每家每户养20只左右的鸡，5头猪或者羊，这些牲畜的种苗，养殖过程中的疫苗，特种饲料，以及最终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