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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心和责任感源于高尚的人生追求。周恩来总理正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崇高理想，才肩负起了救国民于水火的重任。毛泽东主席在《祭黄帝陵》中写道：“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这里面，也体现出了远大追求与责任感的关系。
事业心和责任感是理想、追求、信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具体化，没有理想、追求、信念，就谈不上对事业、对工作的执著和负责，因为你对工作无所求，对自己无所鞭策，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工作如何干怎么会心中有数呢？
事业心和责任感不仅仅是存在于心里，还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就体现于你对工作的姿态、干工作的标准。内外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既要有干好工作和事业的强烈愿望，还要有扑下身子、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
事业心、责任感作为一种精神面貌、工作姿态和思想境界，是干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的思想基础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我们国家建设的发展进步，与我们干部的事业心责任感密不可分。
凡是干部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单位，各项建设和工作进步就快；凡是多年起色不大，甚至发生这样那样问题的单位，都可以从干部的事业心责任感上找到原因。实践证明，事业心责任感出动力、出效率，出凝聚力、出战斗力。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挫折，或大或小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事业心责任感，有的人可能会因而灰心丧气、一蹶不振。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说：一个人不论职位有多高，如果总是强调自己的职权，那么他永远只能是别人的部属。反言之，一个重视贡献的人，一个注意对成果负责的人，尽管他位卑职小，他还是可以位列于高阶层，因为他以整体的绩效为己任。
要做到勇于负责。放弃了责任空谈做人是一种可悲、是一个人的不幸；放弃了责任空谈当领导则是一种罪过、是人民的不幸。
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责任时说：“在政治领域里，最终有两种罪过不可饶恕：不务实际和不负责任。缺乏责任感使这些政治家纯粹为了权力而热爱权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目的。”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不顾民意所向，大搞所谓“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不仅劳民伤财，也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有一些人，有了好事便大肆渲染自己的功劳，出了问题却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责任的失职行为。
一个有责任感的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在成绩面前不揽功，在问题面前不退缩。是“推功揽过”，还是“揽功推过”，这既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也是一个思想境界问题。
做人不负责任，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当领导不负责任，就有愧于人民赋予的那份权力。
清醒三：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5。听得见反面语言的人，是需要修养的
人性都有弱点，人都喜欢听好话，人都喜欢听恭维话。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我平时喜欢阅读，看过关于巴顿将军的故事。
巴顿将军，在美国那个号称最民主的国家里面，因为个性也同样遇到障碍。巴顿将军和艾森豪威尔是同学，都是西点军校的高才生，但巴顿将军特别有个性，艾森豪威尔做人可能比他柔和些。所以，艾森豪威尔当了上将的时候，巴顿将军就一直是一个装甲旅的旅长，准将，与上将差好多级。巴顿将军并不是没有才能，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才能也是非凡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战役，当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国元帅隆美尔把英军打得一败涂地时，巴顿被派到北非战役前线。他力挽狂澜，扭转战局，反败为胜，把隆美尔围困在那里，把他打败。所以说，他并不是没有才能，但为什么不能当上高级领导呢？主要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向上搞关系，又爱讲直话。
所以说，整个人类，人性方面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他人的恭维，喜欢听好话。所以真正能听得逆耳忠言的人，是需要修养的。
我很喜欢直截了当跟我提意见的人。即使你背后提我的意见，你说得在理，我都不会计较，我有这种胸怀。
我在部队时遇到一件事。当时我属下有个科长，人很忠厚老实，但个人决断能力欠缺一些，什么事都来问我。我当时已经对他有点看法了。加上他当了个科长什么事都来问我，他科里的事，他就应该自己做决断嘛，除非特殊问题，疑难情况，他没把握再来请示。
因此，有一天，我到他科里去时，他又因一个很平常的事向我汇报。我当时就很不高兴，我说：“我建议你把科长职务辞去算了，由我来兼任你的科长，你什么事都要我来表态处理。”
发完脾气我就走了。那科长也是个老同志了，比我年轻不了多少，他面子上过不去，就发了几句牢骚：“他妈的，这处长也太过分了，动不动就训人。”
后来，他科里的一个同志，告诉我：我们科长在背后讲了你，说你像个军阀，霸道。
我说：“你告诉他，他讲得好。我不是一个只许领导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人。我确实有点过头了，我批评他应当把他找到办公室来，不要在他的部下面前丢他的面子。他在我面前丢面子那不算丢面子，在下属的面前批评他，确实丢了他的面子，所以他发了一点牢骚是很正常的，我理解他。他讲得好。”
结果，这小伙子又把我的话告诉了他的科长。
这位科长很受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不搞鬼的。结果那个科长找到我，对我说：“有你这种胸怀，我们在这里工作就很舒服。”他又说，“你那种性格，我们也会慢慢接受的。你也是为了工作。”
所以，我跟下面的几位科长关系都相当好，都很融洽。
我认为，一个当领导的缺乏应有的胸怀，也是一种精神腐败。
为什么呢？他堵塞了言路，埋没了人才。人都会舍弊取利的。他明明知道这个话讲不得，他硬要去讲，那就是自己害自己啦。所以想讲真话的不敢讲了。
我在检察院干部大会上，也曾讲过：我欢迎同志们给我提意见。如果公开的给我提意见，直接地给我提意见，首先是因为你信任我，你相信我不会作为一个领导打击报复你。不会给你穿小鞋。第二，你提的意见肯定会在某方面对我有帮助，我会从中吸取一些教训，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谁在背后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恶意中伤，我也不怕你，我只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把你当成一只耗子。
当然，人性的弱点有千千万万，千奇百怪，绝不只是爱听好话那么简单。
领导爱上腐败，你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人性像个万花筒，百态纷繁，林林总总。从古至今，都一直在演绎着不尽的荒诞事、悲喜事、离奇事。
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一审被判11年，侯伍杰受贿款物合计是88万余元。此前《三联生活周刊》有个详细的报道，说到侯伍杰的一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侯伍杰曾经很朴素，吃饭时甚至吃掉桌上的饭粒；“但随后他却变得很奢华，专车一辆接一辆地换”。这表明侯伍杰已经喜欢上了象征权力与享受的车子，是“亚腐败”的一种表现，那个时候，他已经“爱上亚腐败”了，距离后来“爱上腐败”已经不远了。
领导为什么会喜欢腐败、爱上腐败亚腐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命题。以当今领导的智商，谁都明白贪腐是坏事，但贪婪的领导却都喜欢被腐败“绑架”，甘愿充当腐败的“人质”，换句话说，有贪腐之心的领导，宁愿被腐败所俘虏。
譬如，不久前被判死缓的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他在《我的沉痛的反思》中写道，“我除了追求金钱，千方百计搞钱以外，还热衷于低级趣味的感官刺激，看黄片、看黄书、玩女人，毫无羞耻”。统统用一个“玩”字搞定，就是典型的“爱上腐败”。
“领导爱上腐败”，是权力场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1973年被发明的一个词汇：当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抢劫，两名劫匪绑架了4名人质，在地下金库把他们关押了131个小时，最后劫匪向警方投降。可是所有的受害者都声明并不痛恨歹徒，他们感谢歹徒对他们的照顾，一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一名劫匪并与其订婚；相反，他们对警方倒很有敌意。
这起案件让人们跌碎一地眼镜，心理学家经过深入研究，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一类心理特征：受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对抗解救他的人。后来一系列的案件证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存在的广泛性，譬如最近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失踪了8年后突然现身，她“奇怪”地爱上劫持她的男子。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看起来很“变态”，但在“封闭的循环”里，确能成为一种现实。它构成的要件中，有“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整体上，施害与受害是泾渭分明的，但施害者常常给予受害者一些甜头，不知不觉中，受害者就爱上了这样的甜头，最终导致“别无选择”地爱上施害者。
领导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恰恰与此相类。领导成为贪婪的领导，可谓腐败的“受害者”，但腐败伸出的魔掌上面常常有糖果，让领导品尝到“甜头”，于是，渐渐爱上这样的甜头，时时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