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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上一个样，对下一个样。
贪婪的领导对上边领导，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总是表现出一副很谦虚、很好学、很随和的样子。而面对下属和群众时，则立即由“孙子”变成“老爷”。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领导有多大，脾气和架子就有多大。
其三，上班一个样，下班一个样。
贪婪的领导上班时，穿得整整齐齐，坐得端端正正，说得头头是道，装得一本正经。可等到了八小时之外，他们却是酒场上的老大，赌场上的常客，舞场上的高手，情场上的猛将。
其四，圈内一个样，圈外一个样。
大圈子作秀，小圈子捞钱。越是聪明的贪婪的领导，把自己的圈子画得越小。100个人给他送钱，有95个他都不要。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个很廉洁、很公正的印象，贪污和受贿的安全系数也明显提高。
其五，进家一个样，离家一个样。
贪婪的领导最愿意过的生活，就是“家中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所以在家人的印象中，他们多是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当着老婆的面，甚至很少和别的女人说话。而出了家门，立即就变了一副模样。
其六，本地一个样，外地一个样。
前几年某县有一个副县长，在本地工作和生活多年，没有唱过一次歌，没有跳过一次舞，谁都说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是有一天到外地考察时，他却因嫖娼被当地警方抓获。更著名的胡长青，为避人耳目，竟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包养情妇。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成为守诚信的模范。对自身要守诚信。信能立身，信能树威，领导干部人格中的“信”，主要是守信誉、讲信用、说真话、办实事，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要负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绝不能只讲不负责任、口惠而不实的空洞话语。“轻诺必寡信”。一个言行不一的领导，不可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也不可能在群众中赢得威望。
对下属要讲诚信。领导干部要赢得下属，必先给下属以真心实意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它本身包含了“诚”与“信”的辩证统一。领导干部对下属越信任，下属越能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坦率。为人要做到真实可信，必须保持一种坦率的态度。卡耐基说：人的成功15％靠专业技术，85％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有效沟通。尤其对于从政的人，工作当中常常需要与人沟通。人与人的沟通最好的方法就是坦率，说话直截了当、开诚布公、直奔主题。当然坦率也需要艺术，它既不是口无遮拦，也不是简单地表白，要有侧重、讲方法，把握时机。总之，与人交往，坦率要比虚伪建立的关系更持久，真诚要比圆滑换来的友谊更珍贵。
中国有句古语：“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因为财富和享乐就像大海里的水，越喝就越觉得口渴。喝到一定的程度，连两面也保持不了，逐渐演化为一面——纯纯粹粹的贪婪领导。
真真实实、坦坦诚诚才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才是人生最原本的面目。但是要做到，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坦诚”，不管是在商业活动还是在生活中，都是最重要的品质。没有坦诚，可能会导致商业或是其他方面的失败。
在现实的社会氛围之中，不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甚至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充斥着虚伪和不真实。这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本质，希望用虚伪或是谎言来敷衍一切，说是为了别人好而不想伤害别人。实际上在心理学家的眼里，这是一种极端的自私，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想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好，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仅此而已。
鲁迅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中国人的劣根性——“从众”。所谓“从众”就是盲目跟风，没有思想。这也就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认为药已经救不了国民，而选择弃医从文的原因。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比几十年前更有思想，但是为什么“从众”的思想在中国人中并没有多少改善，盲目崇拜，相互攀比愈演愈烈。因为虽然有思想，但是不敢去表达，在不同的观点占多数的情况下就退缩，然后就演变成了虚伪，慢慢的思想被磨灭了，坦诚消失了，创造力消失了，真正的自我也消失了……
清醒三：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2。品行不正的人，迟早会栽跟头的
我在长沙还是办了一些有点影响的案子的。
1999年1月12日，是我的接待日。当天，北风凛冽，寒雨交加。芙蓉区东岸乡青年刘政权，由其父亲等几位亲属抬到市检察院找我控告、上访。
我八点半准时到接待室。我刚进后门，就听到有接待室的人说，你们这件事我们知道，你们这是伤害案，这是公安局管的事，走走走！
我当时在想，那么冷的天，你要人家急着走什么呢，进屋暖和一下嘛。我当时还只这么一个想法。我批评接待人员——情况没问，就走走走。
我说：坐坐。那个被害人被一个被子卷着斜躺在沙发上。口水不断地流出来了，眼睛没神，不能转动和看人，就像一个有生命的肢体。
刘政权的父亲刘海华向我控告：
他儿子是1994年在湖南省农业大学的农贸市场被当地两个地痞、地霸刘伟和龙国辉殴打致残的。几年来，被害人没有神志不能自理，只会打人和摔东西，家里只一年四季在地上铺点东西，用铁链将其锁住拴在窗户的铁栏杆上，真是生不如死。整个家里，年迈的父母，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的生活只靠媳妇一个人承担，还要招呼被害人，家境惨不忍睹。
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刘政权在农大农贸市场做鱼生意，由于为人诚实，生意做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为了方便，买了一台嘉陵本田摩托车，祸就由此而起。
横行乡里的地霸刘伟见老实的刘政权买了新摩托车，要借去骑，刘政权知道，这是老虎借猪，但慑于刘伟的淫威，他还是委曲求全说，车子我每天买货送货，不好借，但你要去哪里，我可以送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接你。
横行惯了的刘伟看到老实巴交的被害人竟然敢冒犯他，不肯借车，一肚子不高兴，一天，他约当地另一地霸龙国辉在一饭店喝酒说：“龙鳖，妈妈的鳖（长沙方言），老子就真的没有面子啦，跟别人借台摩托车都没借到。”
龙即说：“是哪一个啰？”刘伟告诉他是刘政权。于是，两人合计要教训刘政权。他们来到农贸市场，威逼刘政权跪在地上，将鱼池的水放掉，将鱼剁碎丢进阴沟，刘政权予以拒绝，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暴打。那么大个农贸市场，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
施暴后，两个地霸扬长而去。刘政权也忍着屈辱继续打理自己的生意，但是，谁也不曾想到，两个歹徒还不解恨，又卷土重来，将刘政权打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和拖把棍对刘政权全身，尤其是头部一顿狠踢暴打。此时，有一个约六十多岁的老人上前劝阻。老人说：你们这样打，会打死人啦！
刘伟那小子冲过去，抓住老头子衣领道：老家伙你再说一句，我就收拾你。
老头不敢做声，走了。
当时，被害人只是脑壳有点痛，没有表现出严重的症状。但到家就不行了。于是就开始告状。当地马坡岭派出所抓获了刘伟。
后来由于有人出面“了难”。公安分局以另一嫌疑人未到案为由居然将刘伟取保候审放出来了。
这个案子就如此不了了之。
刘政权的家人一看势头不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想找凶手搞点钱治病。但是，当他母亲去找凶手要钱时，凶手竟恶狠狠地威胁要将老人丢进鱼塘淹死。
于是，他的家人只好走上了长达近5年的告状之途。在此过程中，协助告状的有马坡岭派出所副所长张国庆，还有《当代政法报》的记者乔育平等。不过，从1994年到1999年初，这案子如何处置却没有下文。
于是刘政权家人借了个农用车，把人送到我们的接待室来了。
我听完了控告，胸中充满了愤怒与痛心。愤怒凶手如此残忍且没有人性，痛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一个守法公民受到如此伤害都没人管，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可悲的。
我一边招呼被害人的父亲刘海华立即将儿子运送回去，以免受冻感冒更难招呼，一边表态：这个案子，我管定了。你们在湖南省，在长沙市告状是最后一次了，我不把这个案子处理好，我就没有资格当这个副检察长，我将辞去职务，我陪你们去告状，我自己掏路费到北京去告。
我把自己的退路都堵死了。他们一走，我就跟案件辖区的芙蓉区检察院打电话。他们还是相当积极，下午就派人去了，可是一无所获。因为这个案子五年都没人管，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什么都不敢说。
第二天，负责调查的人给我报告说，该案发生在1994年，当时是郊区管辖，1996年，区划调整后才归芙蓉区，有关材料在区划调整后的雨花区，我们不好插手。理由冠冕堂皇。
我马上跟雨花区打电话。雨花区搞了一天，第三天又跟我汇报，根据区域管辖规定，那里现在归芙蓉区管。显然也是不无道理。
我苦思冥想，想不到好办法。倒是那个受害人家里又受到威胁。
这时，马坡岭派出所副所长张国庆出面了。张国庆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警察。他曾为此案奔波多年，找了他们所能找的单位和领导，也多次到检察机关找了领导和相关部门，希望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他也是在我院有人给他建议“找黄检”试试，才告知被害人家人来找我的。
他说：黄检，你派人调查以后，龙国辉和刘伟两个人到被害人家里去，说你们到检察院去告状，我们可以摆平公安局，也可以摆平检察院，如果我坐牢回来，要把你们全家杀掉。
我听了张国庆反映的情况，怒火中烧，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