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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小徐，他要是走了绝路，我回去怎么向许淑宜交代？他跟你一起在北京，他死了，你活着回来……”
“不会吧？不会吧？”徐秘书怀着良好的愿望。
“叫部车来，我们出去一下。”政委决定。
“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他那里下落不明，你在这里睡大觉吧！四十多年，生死与共，到今天，死活都不问吗？”
徐秘书叫来了汽车，政委和他穿上大衣，默默无声地走下楼去。司机问开往哪里，政委说：“出去再看吧！”出了门，他叫司机开慢一点，慢到要能看清街上的每一个行人。所去的目标是不清楚的，一边移动车子，一边考虑去向。
这时风雪已减小了许多，呼啸声没有了，雪片变得稀少零散，显然进入了大风雪的尾声阶段。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遇见一个两个大概都是餐馆工作人员赶去上早班的。有时也遇上不可思议的人，既不像有什么急事，也不像出外旅行，孤零零在大街上闲逛，表情麻木、步履松弛。这么大的城市，可以想见，什么人什么事都会有的，像彭其那样过不了除夕夜的人难道是绝无仅有吗？文化大革命以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谁也无法估计，大概也不会有人想到要做这项统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死掉相当于一个小国的人口，在这里是不现形的。陈政委不知听谁说过，近一年多以来，火葬场出现了两次忙碌的高潮。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送往火葬场的尸体大都是死于自杀的，往往没有亲人哭送，处理也很草率，有很多是不需要留骨灰的；另一次高潮是去年下半年，死者多半是青年，或者因为中弹，或者捅穿了胸膛，或者砸破了脑袋，或者肢体不全。这些死者大都有很多人送葬，花圈不少，追悼仪式相当隆重，因为他们都是武斗的英雄。每遇上一个奇怪的行人，陈政委都要加倍仔细地打量他一下，哪怕穿着和走路的姿势完全不像彭其。无目的地转了一些地方以后，政委想到了火车站和铁路，于是，车往那里开去。徐凯在各个候车室里转了一圈，摇着头钻进轿车。政委提出要到铁路线上看看，担心那个犟老头子会不会躺在铁轨上。司机说铁路旁边不能行车，政委便叫他把车开到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上去。
铁路线上堆着厚雪，只有铁轨还裸露在外面，此时沿着铁路去寻找一个失踪的人，不但希望渺茫，而且每迈动一步都非常困难。
“政委……”徐凯望望铁路线，又望望政委的脸，意思是说，你看这能走吗？
政委没有吱声，抬腿踩进了深雪中。他穿的是浅口皮鞋，立刻有雪粒灌进鞋里去了，他顾不得，好像彭其就在前面不远处横躺在路轨上，等待他迅速赶去。只见空袖筒在雪垄上飘飘摆摆，两个人影扑扑腾腾地向远处走去。
“政委，”徐凯说，“您看这里并没有什么脚印。”
政委不睬。
“下雪以后还没有人走过。”徐凯又说。
政委像没有听见。
“政委，我们不要走了，他没有到这里来。”徐凯赶上一步，想挡住政委。
陈政委提步一转，干脆走到枕木上去了，徐凯也只得跟随他走上枕木。枕木上的雪层浅多了，但高低不平，走起来仍很困难，陈政委毫不在意，加快步子往前面疾走。
“这很危险！”徐凯气喘吁吁地吐着白雾提醒说。陈政委只有喘气的声音。
远处有火车叫了一声。徐凯警告说：“火车来了，快走下面去。”
陈政委还是没有听见，加快步子小跑起来。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上的病，忘记了这是不许走人的地方，几乎也忘记了跌跌撞撞直往前奔的目的。他怀着一种负罪的心理，一种想通过糟践自己来减轻压抑的心理，麻木不仁地拖动两腿。他丧失了自制的能力，大脑已经休息，代之以一根发条在牵动四肢。他听不见自己走路的响声，感觉不出背后还有人跟着，雪花在鞋里溶化他不知冰冷，寒风削面几乎要撕下他的耳朵他不知疼痛。这有什么意义呢？走了这么远不见有任何踪迹，还走到哪里去呢？你能走到这条铁路的尽端吗？往南一直可以走到海边去，往北可以通过西伯利亚直到欧洲。你有什么根据确认他躺在铁轨上呢？即使真在铁轨上，他也早就分身几段了，你把他找到又有什么用？陈政委意识不到他的行动是盲目的，他的理智冻僵在酷寒的空气里，惟有四肢还在被发条牵动着不住地动弹。火车又叫了一声，距离已经很近了，车灯的光柱照得冰树的枝桠闪闪烁烁，铁轨在脚边震动起来。
“快下去！背后来车了！”徐秘书大喊了一声。
陈政委仍往前走。
“呜——！”火车汽笛在背后长鸣，带着呼呼的风声扑上来了。
陈政委加快了脚步。
“政委！”
徐秘书抢上前去，拽住了政委左边的空袖筒，来不及说明，往路边一拖。政委差一点跌倒，徐秘书将他抱住。火车呼啸着擦身飞驰过去，声浪如天崩地塌从头顶压下来，徐秘书心有余悸，抱着陈政委止不住剧烈地颤抖。
火车过去了，谁也没有看清是客车还是货车，陈政委从麻木中清醒过来，感到全身无力，手指僵硬地散开，发抖。
“政委，快回去，您的病又要发作了。”徐秘书焦急地喊道。
“不，不要……”陈政委把徐凯的手推开，自语道，“是我害的他……”
“怎么是您害他呢？”
“你不晓得，小徐，你还不晓得我们那些事，我们是死结同心一起参加共产的。这个半年，我……我拿刀子杀他。他不晓得我的难处，我跟他没有机会在一起谈谈，他以为我是自己要杀他的，他看到我……我当组长，我喊起来比别人的嗓子还大，我，总是讲‘不老实！不老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不恨别人，恨我，他恨我，他想不通，我刺伤他的心了，是我的罪过啊！我的罪过啊！小徐，你晓得吗？是我的罪过啊！”
“您别想得太……政委，现在还不能断定他是自杀了，说不定是到哪个地方告状去了呢。”徐秘书竭力安慰自己的首长。
“不，他到哪里告状？他又不是不晓得，那些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还难保呢！他不会去找什么人，只好找马克思。我晓得，小徐，你不要宽我的心了。我害了他呀！我害了他呀！我不该到北京来，两次都不该来。”
“不来怎么行呢？”
“住疗养院，早住进疗养院就好了，我不该呀！我害了他呀！”
“政委！”徐凯声音颤抖，流出泪来了，“我们往回走吧！我看您的心脏病……快回去吧！要是您有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政委，您要为我想想，回去吧！我搀着您走。”
陈政委怜悯地望望徐凯的脸，缓慢移转身子，服从了自己的秘书。在徐凯搀扶下，一路往回走，还在不停地重复念叨着：“我害了他呀！我害了他呀！”
将要回到轿车去以前，徐凯提醒说：“政委，上车以后不要再念这些话了，压一压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呀！你知道司机是什么人呢？咱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果他是带任务来的……现在处处都要注意，没有必要多陪进去一个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您看呢？政委，您要控制，有话回招待所再说吧！”
陈政委到底是能忍耐的人，听徐凯一说，将利弊一权衡，觉得在理，便点了点头。
轿车开动了。根据陈政委的要求，暂不回招待所去，至于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实在没有主意，只好叫司机决定，认为哪里应该去看看就往哪里开。一路上，徐秘书与司机多说了几句话，内容大致是：彭其失踪所以能叫陈政委十分着急，是因为彭其在空四兵团的党羽还没有查清，如果任其隐藏下去，将是后患。不能叫彭其轻易地死掉，必须把他找回来，带回南隅还要继续斗下去。司机似乎不太关心这些，也许是徐凯多心了。
从冰天雪地的夜晚过渡到天明，变化是不明显的，只是在看到街上的车辆和行人逐渐多起来了，才引起了注意。天上不再下雪了，只剩干燥的西北风还在吹得树枝上的冰棍互相撞击发出叮咚叮咚的响声。昨夜大多数人都睡得很晚，因此早起的人不多，使人感到这个新春是懒洋洋来到这座城市的，没有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当然也不会把它拒之于门外，各家各户迟早总有人开门走出来。街上终于热闹起来了。
轿车在大道上缓慢地行驶，好像它是属于去年的，已走到终点了，油尽火熄了，仅剩一点惯性还能使它最后滚动几下。
“停车！”徐秘书突然喊道。
“什么事？”陈政委眼前闪过一道希望的火光。
“我看见一个人。”秘书说。
“是他吗？”
“不是。”
车停了。徐秘书来不及把一切说明，急忙拉开车门跳下去，往车后一阵急跑。陈政委推开车门，看着他跑上人行道，绕到一个穿棉军大衣的空军干部前面，回过头来，两人站住说话。不久，徐凯带着那个军人朝轿车走来，一直来到跟前，陈政委才看清了，他是文工团的造反头头范子愚。
“政委！”范子愚行了一个军礼。
徐秘书抢先报告消息说：“人找到了。”
“在哪里？”陈政委惊喜得不可抑制，居然跳下车来。
“到车上去说吧，外面太冷。”
徐秘书把政委劝上车，又叫范子愚坐进来，再吩咐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去。
“他在天安门跳河了。”范子愚说。
“什么？”陈政委又是一惊。
徐秘书担心着政委的病，便对范子愚说：“快把他怎样得救的过程说清楚。”
范子愚简单地说：“他跳河了，没有死，只摔断了一条腿，遇上一个下晚班的老工人把他救起来背回家去了。”
“在哪里？”政委问。
“在赵大明家里，那老工人正好是赵大明的父亲。”
“现在还在那里吗？”
“可能送医院了。”
“哪家医院？”
“不知道。”
“你怎么晓得这些情况的？”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