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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愚在王府井大街从这家商店转到那家商店，又在小饭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才跳上公共汽车到空军司令部去。下车以后，他打开旅行包，把军装拿出来穿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空军司令部大门，来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他对电话里说：
“……叫什么名字？……范子愚？……哦！草头底下一个汜滥的汜，儿子的子，愚蠢的愚，知道了，我记一下。”
“什么什么？是我的电话？”范子愚伸过手去。
“你是谁？”值班员愕然发问。
“我就是范子愚。”
“你？……”值班员立刻把电话筒放掉。
“放掉干什么？是我的电话吗？”
“不是！”值班员走向他说，“范子愚同志，你是刚从南隅来的吧？”
“是啊。”
“请你过三个小时以后到这里来一下，领今晚十二点半的火车票，回南隅。”
“谁说的？”
“首长指示。”
“我要见首长。”
“不行，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我有重要材料要交给首长。”
“材料请留在这里。”
“不能，我要亲手交给首长。”
“已经说了，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范子愚在接待室磨了整整两个小时，值班员干脆不理他了，无论他说什么，只装没有听见。最后他只得决定离开，想找个地方先住下再说。这时，值班员又不让他走了，说车票很快就会到。范子愚不理睬，悻悻地走了。
他来到一个空军招待所，门卫把他挡住：
“身分证。”
范子愚摸了半天，竟忘记带身分证了，连忙声明说：“我有介绍信。”
“请拿来看看。”
范子愚将一张用信笺写的介绍信递给哨兵，哨兵一看，是群众造反组织的公章，笑了，退回给他说：
“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
“上头规定的，不行。”
“这是什么规定？”
正当他与哨兵争论得将要发火时，传达室走出来一名战士，向他提出说：
“请把介绍信给我看看。”
“看吧！”范子愚顺手塞给他。
那战士很快地看了一眼，还给他说：
“范子愚同志，请你立刻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领火车票。”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住。”
“这里不能住。”
“为什么不能住？”
“没有床位了。”
“我进去看看。”
“不行。”
费了很多口舌也吵架了，把造反精神全拿出来了，但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他只得又从这里离开。
在另一个招待所门口，哨兵也要看他的身分证，他仍是将介绍信交出来，可答的更加干脆：“快去领火车票，不然来不及了。”他又吵了一阵，又是同样的结果。
这一夜，他把所有的空军招待所都找遍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回答，更可恼的是，每当他悻悻地走开时，后面的人还要指着他的背议论半天。
后来，他想到了赵大明的家，能不能到他家里暂时住上一晚呢？过去听赵大明说过，他的家就在前门附近，但忘了是什么胡同多少号，也不记得赵大明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走的时候又没有注意把这些打听清楚。前门附近有多大的范围？盲目去打听一个姓赵的，那不等于是海底捞针吗？这个不行，还得去想别的办法。
“找旅馆去吧！”他想。于是，又凭着那张造反组织的介绍信去找旅馆。时间已是下半夜了，旅馆一般都住满了人；有的把门关死了，连个值班的也没有；有的倒是有床位，但认为他的介绍信不行；有的劝说他找空军招待所去；有的把他指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招待所；有的干脆说：“你还是到车站呆一会儿，买张车票回去吧！现在北京人多，挤不进。”
最后他果然听信了那个服务员的话，来到火车站，在通宵服务的餐馆里吃了点东西，便走进候车室去，坐着打了个磕睡就天亮了。他当然是不会去买车票的，岂肯甘心就此回去！第二天，他又按照昨晚的路线，从文革接待室到每个招待所重新走一趟，遭遇比昨天更加悲惨。傍晚时，他凭着那封造反组织的介绍信，找到清华大学去，在那里大摆了一通造反的困难遭遇，大骂空军文革接待办公室的某些人，得到了造反学生的同情，留他在那里住了一晚。
第三天，他改变路线，先从招待所走起，最后才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这回更是糟糕，连空军司令部大院都进不了了，那里的哨兵得到了特别通知。
第四天，他万般无奈，只得冒险去找邬秘书，谁知所有空军招待所都不让他查登记簿。就在这一天，发生了更大的不幸，他身上带着的一百多元旅费全部被扒手借去了，仅剩三块多钱零星票子，不够两天吃饭用的。怎么办呢？范子愚急得躲在小胡同拐角处哭了一场，有的过路人望他一眼，有的连望都不望。这天晚上，他又在火车站度过。
第五天傍晚，他在火车站闲逛，无意中听两个正在接车的空军军官谈到陈镜泉政委已经来京的消息，并探听到所住的地方。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找陈政委，谁知传达室的战士已跟他打过多次交道了，一见他来就皱起了眉头，根本不打算对他诚恳相待，他刚刚提出要找陈政委的要求，对方便连说“没有，没有，走吧！走吧！”范子愚怒火千丈，在那里大发了一顿脾气，事已做绝，只得气冲冲地走了。可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邬中从陈政委房里出来，躲着看了他全部表演；他也没有想到，当他离开招待所时，徐凯跟在他后面追，没有追上。现在不要说身上带着的材料能不能送给首长的事了，也不要考虑造反组织的前途如何了，眼前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到今天他才开始后悔，应该在当夜领了那张车票回南隅去，那一天就走了，后来的不幸都可以免除。他想着想着，想出了最后一个办法，便去寻找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驻地。因过去从来没有去过，他先找到一个地方文艺团体打听到地址，再往那里走——现在已经不能坐公共汽车了。
在空政文工团，他还是凭着那份造反组织的介绍信联系上了。他在那里把自己的造反组织的情况，怎样积极斗彭其以及此次来京的目的一一做了介绍。接待他的人考虑到在斗彭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观点，便表示愿意帮他的忙，当时就热情留他吃住，并且不收他的饭钱。但当他提出要借钱并且数量还不小时，人家坦率地把难处告诉了他，他到底没有带身分证和正式的军人通行证，仅凭一纸造反派介绍信是不好借钱的。后来又为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由他们出面与上头联系，上头的回答仍是说可以给他一张火车票，借钱不行，要见首长更不行。范子愚只得向现实低头，在那里领到了当夜上车的火车票，由于碍着面子，不敢再找人麻烦了，虽已身无半文，也硬着头皮离开了空政文工团。
他步行在繁华闹市，无心看那些“爆炸新闻”和“最新消息”。每遇上饭馆时就绕开走，害怕闻见那饭香、菜香和酒香；每看见人们大包大包地在商店买东西他就产生嫉妒，希望也有一个扒手把他们的腰包掏光；每当一群一群的操外地口音的造反者擦身而过时，他就暗自给他们算命，看看离倒霉的日子还有多远；每当有一部漂亮的无轨电车从身边开过时，他就幻想将来总有一天是不需要买车票的，眼前非买车票不可，最好突然停电，大家都坐不成。范子愚从来不知道肚子和钱包一齐空空是什么滋味，这回扎扎实实地尝试了一下。他想起，那些在外流窜的农民，站在饭桌边痴愣愣地望着人家吃饭，希望剩下一个骨头，一口残汤或一口饭，人家一站起他就伸过手去，那样的羞辱是怎能忍受的？也许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确立起羞耻观念吧？他又想起那些万恶的扒手，他们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专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于心何忍？也许那一百多块钱早就不在扒手身上了，多半交进了饭馆售票员的钱箱子里。到此，他又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觉得可以到任何饭馆去找那些售票员姑娘，对她们说：“同志，你那钱箱里有我的钱，请随便给我一点东西吃吧！”他苦笑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已经想入非非了。这时，从旁边的小胡同里走出一个姑娘，范子愚不小心踩着了她的脚尖，那姑娘怒目瞪眼熊了他一句：“看着点儿！”范子愚没有回答，望着她昂头挺胸一扭一摆地走远去，类似刘絮云穿便衣的时候那种不可一世的卖弄风骚的派头，他在心里骂道：“什么了不起！还不一定是哪个小工厂里叠纸盒的呢！要是我范某人没有结婚，你求还求我不上。哼！我演起外国特务来派头比你足多了！又是一个刘絮云，他妈的！”接着，又碰上一个戴眼镜的，张着大嘴在街上哈哈大笑，范子愚迎面走去，他也不让道，一直到几乎撞上满怀了，范子愚只得自己闪开。心里又骂道：“他妈的！活像江醉章，瞧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也不知是哪个倒霉的跟他走在一起，今天笑，明天闹，后天气得你驴子叫。看着吧！准是那样。”忽然，他又老远地望见了一个人的身影很像邬中、瘦长个子，小脑袋，穿的是便衣。不看不像，越看越像，心中不禁生起一把无名火：“他妈的！害得我满街流浪，到处不让进，准是你搞的鬼，小脑袋的人都是阴险的家伙！老子不能放过你。”他放开脚步跟随那人追去，快要追上时，从后面开来一部公共汽车，正停在小脑袋的前方不远处，小脑袋跑了几步，最后一个挤上了车；而范子愚也在这时赶到，不问青红皂白，拽住那个人从车上拖下来。那人回头一看，互不相识，转身再要上车，车已经开走，便发火了，大声喝斥道：“你长了眼睛没有？”“对不起！对不起！看错人了。”范子愚只得忙赔不是，不等那人消火，忙红着脸走开了，老远还听到背后在骂骂咧咧。这一系列的遭遇，使范子愚得出了一个结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