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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张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负“政治责任”的，暂时不及实务。福州船政的实务，掌握在两个英国人手里：海曼奇，原皇家海军学院副院长，出任中国福州海军学堂“总办”； 毕夏普，原“哈兰德和沃尔夫”造船厂副总工程师，出任福州船政局“总办”——相当于总经理。
事实上，此时的张之洞，对关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来招抚“清议”用的，而“清议”里边，关卓凡找不到比张之洞更合适的人选了——矮子里拔高个儿，“清议”里边，张之洞毕竟是脑筋最开通、能力最强的一个。
就是说，其实，张香涛是一个大花瓶。
主官官员即便清廉，所办企业尤一塌糊涂至此，若主管官员的私德不检，操守可议，那么，问题就更大了，就会发生“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
李鸿章就是其中典型了。
李氏“化公为私”的经典之作，是轮船招商局由最初的“官办”变为最后的“官督商办”。
这个案子，李鸿章幕后主使，盛宣怀前台操盘，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战大片，但来龙去脉极其复杂，若详细讲明白了，狮子难免“水”之讥，只好大略言之了：
光绪二年，即1876年，盛宣怀动议，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旗昌公司。旗昌股票面票价格每股一百两银子，但当时其实际价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两。盛宣怀暗地用官款以实际价格收购旗昌股票，报给朝廷的，却是票面价格。于是，每一股四十四两银子的差额，就落入了李鸿章、盛宣怀的腰包。
通过这种手段，李、盛共侵吞了“官本”七十余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这还不算厉害。
真正厉害的是在七年后。
光绪九年，即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上奏，以两国开衅、法国人必攻击轮船招商局之船只，请将轮船招商局暂时过户到某中立国名下，俟战后再转回中国——哎，给人家一点子手续费就可以啦。
朝廷糊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方案。
万没想到，这个“户头”，一“过”了出去，就再也没有“转”回来——没有转回到朝廷手里。
法战结束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轮船招商局虽然变回了“华籍”，但在这个过程中，“官本”被迫全部退出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的股本，变成了百分百的“商本”，成了所谓“官督商办”。
晚清最赚钱的“国有企业”，就这样被纳入了李鸿章、盛宣怀等私人的怀抱。
每读这段历史，关卓凡总能想到二十一世纪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MBO。
嗯，大清特色MBO。
李鸿章过世的时候，家族财产高达四千万两白银之巨。这个数字，绝对不是单靠传统意义上的贪污受贿能够积致的。李鸿章不是和贾赵诘胤缴瞎ぷ鳎⒚挥心敲炊嗦艄馘骶舻幕帷�
盛宣怀过世后，他指定的遗嘱执行监督人——很有意思，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用了两年时间，才统计出盛家庞大的财产：总额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两白银。
盛宣怀的身份，和胡雪岩不同，始终是朝廷官员和“国企负责人”。
我们要问一句：李、盛之流的惊人的财富，到底从何而来？
事实上，李鸿章正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始作俑者，他和他周围及后续衍生出来的庞大利益团体，上下其手，将中国近代化的成果，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不间断地自国家搬到自家。当他们认为：搬的差不多了——“国家”那边儿，已经基本空了——便轻轻一推，清朝皇帝，这个他们侵夺的财富的名义上的合法持有人，就从宝坐上跌了下来。
好啦，改朝换代了，我们在“前朝”那里拿来的银子，袋袋平安了。
*（未完待续。）
第一零五章 监军（）
关卓凡发现，当时的朝廷，对这种“大清特色MBO”，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
原因并不太复杂：洋务运动的早期，中央还保有对“洋务”的一定的控制力；到了后期，办洋务，愈来愈依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最终，朝廷完全放弃了对洋务的主导权。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设，就是洋务的主导权，由中央转向地方的标志。
中央机枢，已经没有真正懂洋务的人才，更加没有文祥这种不但精通洋务，且头脑清楚、自有主见、上位者不能移志的人才。办洋务，上位者稀里糊涂地做着甩手掌柜，自然只能听任李鸿章、盛宣怀等上下其手，任意施为。
李、盛等人玩儿的把戏，并不是都那么高明。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公司，其中弊端，左宗棠、刘坤一等封疆大吏，都有所发觉，并上书攻讦。可是，李鸿章的自辩亦足眩耳目，朝廷难辨真假，纵有怀疑，也只能放在肚子里。
更重要的是，办洋务，少不得李鸿章，倚俾过深，无法翻脸，所以，对李氏类似的攻讦，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宗室亲贵并未完全失去对地方督抚鸠占鹊巢的警惕。德宗、慈禧先后升遐，溥仪继位，掌权的一班少年亲贵，终于要“拨乱反正”了。
先是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接着，要收天下财权于中枢，还要清理北洋的财务——“收天下财权于中枢”固然是痴人说梦，北洋的账，从李鸿章到袁世凯，数十年下来，那是天底下第一盘烂账、黑账，如何清得？
最后，载沣、载泽、载涛的兴头愈发大了，居然要杀袁世凯。
这帮二货，不知今夕何夕，还以为此身尚在康、雍、乾之世！他们云里雾里做着清秋大梦，官僚资本已经下定决心，要更换“代言人”了。
史鉴殷然，关卓凡想，我该怎么办呢？
怎样才能保证，我治下的“国有企业”，不重蹈原时空“内部人控制”的覆辙呢？
关卓凡一个脑袋两只手，分身无术，不能自个儿去办企业。可是，他能用的人，还是这个时代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原时空创办、经营、掌控“新式企业”的那拨人——这拨人，毕竟是这个时代最开通、最能干的一批人。
譬如，关卓凡用之于开平矿务局的唐廷枢、轮船招商局的徐润、福建船政的伍廷芳、顾委会铁路股的张荫恒。
容闳就更不必说了，已经成为他办理洋务的左膀右臂之一。
但是，说起观念、操守，这个时代的人，本时空较之于原时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这个时代，“公仆”、“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观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关卓凡已开始在轩军中培养类似的观念，也算是小有所成，但若说要深入人心，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个金手指，一时半会儿的，关卓凡无论如何也开不出来。
现阶段，关卓凡能够保证轩军的战斗力以及对他本人的忠诚，但是，轩军干部一旦走出军营，放诸企业，关卓凡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变身为“内部人”，行李鸿章、盛宣怀之事。
轩军的干部，关卓凡自认是这个时代最符合工业化要求的人才了，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上，尚无法真正信任，别的人，就更加不必说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唐廷枢、徐润、伍廷芳、张荫恒，“廉”之一字，都不无可议之处。
但关卓凡还是得用他们，还是那句话——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开通、最能干的一批人。
所以，不能仅仅因人成事，国有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符合近现代化企业治理标准的经营机制、监督机制。
关卓凡决定，从建立近现代财务制度入手。
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农业社会。中国原有的财务制度，简单粗疏，标准不一，根本不足以应对工业化进程中愈来愈复杂的生产、贸易。原时空的洋务运动，企业效率畸低、管理混乱、漏洞百出，“内部人”上下其手、无所顾忌，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现代财务制度之设，收支盈亏，囊括无遗；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对企业控制成本、趋盈避亏之作用，十倍于中国旧有的“记账”；若有舞弊情事，循迹按究，哪个环节、哪个经手人出的状况，亦无所遁形。
单靠中国自己，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近现代企业财务制度，是不现实的。关卓凡认为，仿佛“西法练兵”，办企业，一样是需要洋“教官”的。
这才有“中美人才互通计划”。
洋人顾问中国企业财务，甚至直接掌握企业财务，则该企业一切机密尽为其洞悉。关系如此重大，“财务顾问”、“财务总监”的敏感和重要，不是普通技术人员可比，除了能力、操守之外，还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任。这种政治信任，除了拥有“鲜血浇铸，磐石不移”之“邦谊”的美国，不做第二国想了。
还有，即以能力、操守论，有合众国政府的背书，这批“美国顾问”亦比关卓凡自己出去找来的人强。关卓凡不是找不到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才，可是，找到这么大数量的符合要求的人才，就不是任何个人办得到的事情了。
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严格的执行，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也是白搭。“美国顾问”的任务，除了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财务制度，也要保证、监督制度的执行。就是说，这帮子美国顾问，其实是关卓凡派驻各地国有企业的“监军”。
“监军”这个差使，实在不放心交给中国人自己来做——哪怕这个人是关卓凡的“自己人”。巨额利益面前，那种内外勾结、猫鼠同窝、沆瀣一气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美国人并不是不能收买，但收买起来，毕竟要比中国人困难的多，更何况“美国顾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