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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的标准中，企业的股本，财政资金——不论是那种形式的财政资金——控股，或占最大股的，都算“国有企业”。
这批美国人，将被派往中国各地设立的“国有企业”，担任“财务顾问”，其中的少数人，会被直接委任为“财务总监”，甚至是负责财务的“帮办”、“会办”和“副总经理”。
这个庞大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仿佛“西法练兵”：由“美国顾问”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符合“万国通例”的西洋财务制度——近现代财务制度，即“资产负债表”、“损益表”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这也并不是幌子，这确实是关卓凡把美国人塞进“国企股”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不过，除此之外，他还有同样重要的一个目的：在建立近现代财务制度的基础上，请美国“客卿”替我“看家”，解决导致原时空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一系列痼疾：新式企业效率畸低、浪费、贪污、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化公为私，等等。
同时，还要达成另外两个目的：
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确保中央对国有企业的控权制，进而确保中央对整个近现代化进程的主导权，防止地方坐大。
二，防止在“阶级”的意义上，出现“官僚资产”这个东东。
从头说起吧。
中国实现工业化、完成近现代化，关卓凡并没有把希望放在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上面。
首先，从宋朝开始，中国那些叫人意淫的“资本主义萌芽”，实在是太过“萌芽”了，把这些“萌芽”培养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实在事倍而功半，根本不晓得猴年马月方能收功？
我又不能拔苗助长。
中国的周围，群狼环伺；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
一句话：时不我待。
其次，未经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新的资产阶级，必定大部分脱胎于旧的士绅阶级——这个士绅阶级，是关卓凡最不顺眼、最不放心的一件东东。
士绅阶级，自祖龙行郡县制以来，起于两汉，士族、庶族交替上场，到了宋朝，终成庞然巨物。之后一千年，这个阶级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真正统治者；而皇帝，说的好听点儿，算是这个阶级的“代言人”，说的不好听，其实就是这个阶级的一个“高级打工仔”。
士绅阶级和国家、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关系——这个阶级的贪欲和胃口是没有止境的，当他们的体量，膨胀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容纳的情况下，原有的政治、社会架构无以承受之重，终于轰然坍塌，于是便改朝换代了。
身为“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皇帝对国家的统治，不能不依靠士绅阶级；但同时，又不能不努力抑制士绅阶级的胃口。当皇帝足够强势，能够控制住士绅阶级的胃口不过分膨胀，王朝便得以延续，说不定还会出来个什么“盛世”、“中兴”。
不过，皇帝的能力必然逐代递减，同时，士绅阶级的体量又必然逐代增加，此消彼长，终有一天，士绅阶级的个头，会挤爆整个国家、社会，同时，也把皇帝挤下宝座。
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一部分士绅也会跟着倒霉，但作为整个阶级而言，无所谓，换一个“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罢了。
关卓凡不打算继续充当这个阶级的“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了。
如果由得士绅阶级自然演变为资产阶级，那么，这个“资产阶级”，必然会是“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其前世——士绅阶级，根本无二：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零和关系。
对于财富，普通资产阶级之着力点是“创造”，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趣却仅仅是“占有”——不论是哪个阶级的财富，也不论采用什么样子的手段。
清末，社会新增长的财富，主要源于近代化、工业化的尝试和努力，这部分财富，自然而然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最主要的侵夺对象。
这部分财富，名义上大多属于国家。因此，某种意义上，清朝之亡，正是士绅阶级和从中成长起来的官僚资产阶级要更换“代言人”了——他们已经完成了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为了固化既得利益，必须干掉这些财富的原合法持有人。
北洋政府，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坐大；国民政府，官僚资产阶级干脆直接掌握政权。
我们都看见了这两个政府的吃相，也看见了，他们是怎样一前一后，被历史和人民抛弃的。
官僚资产阶级，真正是亡国灭党的大杀器，是关卓凡必须严防死守的一样东西。
上文已经说过了：要防止在“阶级”的意义上，出现“官僚资产”这个东东。
关卓凡的如意算盘是，除了一部分“开明士绅”转化为“资本家”外，士绅阶级的大部分成员，在工业化、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生存空间，被一股新兴的强大力量，一步步地侵蚀、挤占，逐渐没落，乃至消亡。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分化开来的士绅阶级，在保有足够反抗力量的时候，始终无法明确意识到危险的逼近；等到终于看清楚局面了，残余力量已经衰弱，就算有心反戈一击，也无力回天了。
关卓凡的算盘中，这股“新兴的强大力量”，就是“国有企业”。
*（未完待续。）
第一零四章 大清特色MBO（）
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必也正名乎！
关卓凡改“官办”为“国有”，不为好玩，无关趣味，实实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这个时代，近现代“国家”的概念，还非常淡薄，更加没有“公务员”的概念。“官办”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员”，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单拿“官府”二字来说，也是有问题的——到底是哪一级、哪一处的“官府”？
这种暧昧含混，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官办”企业“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同时，也是“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办企业有办企业的套路，这个套路，不因所有权不同而异。“官办”的企业，总是要把“官派”摆了出来，忘记了自己是做生意的，只记得某品某级、庭参揖让，这个企业，还怎么办得好？
“国有企业”四字，开宗明义：
首先，确定了所有权。国家既出了银子，企业即为国家所有，今后一切贪渎情事，即可以“侵占国有资产”入罪。
其次，这是“企业”，不是部院司道府县，主其事者，做起事情来，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再次，“国有企业”四字，对培养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近现代“国家”观念，也会有一定的助益。
当然，关卓凡绝不会天真到认为，同样一间企业，仅仅换个名字，就能脱胎换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强有力的手段，事情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原时空，洋务运动及其后兴办起来的那些“新式企业”，其经营管理，若用近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去套，几乎无一例外地惨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两银子只能办一两银子的事情——就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
第二，财务混乱，任意开销，“三公消费”尤其畸高，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员充斥。冗员的来源，不仅有主管官员的私人，还有许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张条子、甚至一个口信，就能塞一个人进来。即便主管官员和请托者并没有什么太深厚的交情，为不得最罪人，原则上也不会拒绝类似的要求，反正发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冗员，根本不点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饷”。
第四，损公肥私，明扣暗扣，买空卖空，各种“戴帽子”——这就更加不必说了。
洋务运动伊始，直至清朝灭亡，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企业制度，始终未在中国建立起来。
留意，这种情形，和主官官员本人清廉与否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譬如，左宗棠、张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称，但他们经办的企业，上述毛病一个不少——也包括他们本人。别的不说，单说公款消费——他们确实没有把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费”上面，花起钱来，却是毫不手软，决不后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钱，“照顾”老朋友的子女家属，也是异常大方的。
下边儿的人，公家的各种大小便宜占着，左季高、张香涛高高在上，大都会当做没看见；即便贪渎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事，一样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离开闽浙之时，原本是想请沈葆桢接管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但关卓凡反对，原因就在这里：沈葆桢之为人、为官，以及办洋务的套路，和左宗棠、张之洞其实如出一辙——清廉，可上述各种毛病，一个不少。
咦，好像哪里不对啊？按关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张之洞吗？
上文，张香涛和左季高……一块儿被狠狠损了一通，言犹在耳啊！这个，张之洞之于左宗棠、沈葆桢，区别又在哪里呢？
区别有二：
其一，此时的张之洞，年纪还轻，资历还浅，必然是要听关卓凡的摆布的；而左宗棠、沈葆桢两个，勋重望著，办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