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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由于她特殊的出身和身份，慈禧始终形不成自己的基本盘；同时，垂帘违反祖制，她的执政亦没有任何牢靠的宪法保障。
慈禧能够长时间掌握晚清中国最高权力，主要原因有二：
一，前期出色的政绩，为她带来了足够的威望，并使她的后续执政，产生了相当的合
法性；
二，慈禧拥有异常高超的政治手腕。
这个政治手腕，关卓凡归纳了一下，大约有三条：
一，弱化军机处作为行政中枢的权力，这样，此消彼长，“上头”说话的分量自然就重
了。
二，在各派别之间维持动态的平衡，不使任何一派坐大。自己高高在上，扮演最终仲裁
者的角色。
三，利用言路打压异己。
后世批判慈禧的人，有一点大约是想不到的：慈禧当政的时候，“舆论形象”是相当好的。慈禧非常尊重言路，一件事情，如果言路反对，她是很少会坚持己见的。这方面，慈禧算得上“虚己纳谏”。
可是，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慈禧尊重言路，其一，是因为没有基本盘，缺乏死忠粉，较之基本盘强大如恭王者，她更需要营造良好的政治形象，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其二，就像上面说的，慈禧要利用言路来打压异己。
问题是，晚清的言路是班什么货色？翰詹科道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其中执掌舆论话语权之牛耳的清流，除了保守，还言大而夸，不切实际。
这班人，骨子里是非常热衷的，并非不可以因为利益而改换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真叫他们做事，原先嘴头上的万丈豪气很快消失不见，瞻前顾后，首鼠两端，色厉内荏、懦弱无能之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比如中法战争中，马尾丧师、毁掉整支南洋舰队的张佩纶，就是其中典型。
晚清清流嚣张，成为制约改革进步的一大绊脚石，慈禧要负相当的责任。事实上，这块绊脚石，也绊倒了她自己。
慈禧对言路假以颜色，言路又是保守派当道，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改革政策执行的坚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让德宗和康有为等人产生错觉，认为慈禧是保守派的护法神，欲行新政，就不能不把她搬开。两相凑合，终致戊戌政变之悲剧，慈禧亦因此戴定了“保守派总后台”的帽子。
这也是关卓凡为什么对言路又打又拉，巴掌红枣，恩威并施，不遗余力之缘故——必须彻底降服这班“读书人”，纵然不能使之成为近代化建设的助力，也决不允许其拖“改革开放”的后腿！
总之，历史上的慈禧，推行洋务和新政，不够坚决彻底，根本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盘，面对保守派的反对，没有坚持到底的自信心，不能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来回摇摆，虚与委蛇。
现在，慈禧认为有了自己的基本盘了，且是最强大、最坚固的一块基本盘——轩军！由此，她对保守反对力量的顾虑，会大大减低，接下来，关卓凡力推新政，她给与的支持，会远比原时空的坚定、持久，此中意义之重大，不言可喻。
慈禧对关卓凡和轩军的信任的加强，还为关卓凡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麻烦，同时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机遇——她乐意关卓凡同时迎娶荣安公主和敦柔公主。此举不但解开了关卓凡、慈禧、慈安三人之间一个原本看似无法打开的死结，进一步夯实了三人同盟的根基，同时，同时——
呃，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暂且按下不表吧。
收服玉儿，也是天津之行的一个重要收获。玉儿的作用，不仅仅是关卓凡在圣母皇太后身边放上了“自己人”，多一个人替他说好话，多一个人为他通风报信，还在于，还在于——
呃，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也暂且按下不表吧。
只是这个小姑娘犹如朝花着露，水灵鲜嫩，光彩迎人，关卓凡每次想到慈禧原本是将她给了自己的，便心痒难搔。可是，这朵花，注定只能看，不能摘，嗯，可是够锻炼意志力的呀。
天津之行，关卓凡最后一个重大收获，是“引蛇出洞”，引出了“恭惇联盟”——这支最强大、最重要的反对力量，并成功地把对方引进了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里。
关卓凡筹划天津之行的时候，就不排除天津之行期间，北京可能生出些什么幺蛾子。这非常符合政治斗争乃至政变的一般路子：出征或巡行在外的时候，后院起火，对头在京城发动变乱，夺取政权，然后发诏，宣布外边的那位是“叛逆”。
当然，政变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脑子真的烧坏了。
有能力发动政变的，只有恭王一人。先不说恭王还有没有勇气再做这种事情，也不说文祥、曹毓瑛这班“恭系”大将，还愿不愿意跟着他铤而走险，单在技术上，政变就没有可行性：慈禧和关卓凡在一起，“同道堂”的印章，慈禧当然是随身带着的，诏书上若没有慈禧的“同道堂”，只有慈安的“御赏”，就是伪诏，就没有合法性。
就是说，想师祺祥故智的人，拿不到“大义名分”。
至于实力对比，就更不用说了。恭王不直接掌握军队，帝国最强大的军队，牢牢掌握在关卓凡手里。而且，北京城下，有一支吴建瀛部虎视眈眈；天津距北京，急行军的话，亦不过两三日的行程。
政变不可能，但对头以为可以“趁虚而入”，搞点什么别的古怪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果不其然。
关卓凡严阵以待，迄今为止，惇王方面，已一一成擒。
打倒惇王，意义并不在于“搬开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政治上，惇王的分量并不重，他的政治立场虽然偏保守，可别说在政坛上了，即便在旗人和宗室内部，也谈不上是“保守势力的总代表”。
惇王的价值，在于他的身份：先帝的亲兄弟，皇帝的亲叔叔，国家亲王，宗室爵位之最尊者。
政治讲究立威，讲究造势，打倒惇王这种身份的人，就是最好的立威，最好的造势：今后，还有想站出来叫板的，一定要先自个儿掂量一下——我比惇王如何？
立马就得泄气了吧。
至于恭王，关卓凡相信，经此一役，奕？会就此提前进入他的“后期模式”——寄情山水、谨言慎行、与人无争、与世无争。
这位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发轫者，很可能就此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了。
*（未完待续。）
第一七六章 幡然变计（）
恭王还非常年轻，三十四岁，正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可尘埃落定之后，他就算不马上退出军机处，也会从此被架空，等同闲废，关卓凡思之，亦不由爽然若失。
事实上，在政见上，恭王和他，大方向是一致的，可是，正因为一致，二者才必去其一——一个位子只能坐一个人，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空间，实在是太狭窄了。
不过，“恭系”根深蒂固，人才济济，关卓凡要保证，一，恭王本人，下台之后不会成为他的掣肘。当然，以恭王的性格，以及考诸历史事实，出现这个情况的概率并不高；二，除了个别人，就“恭系”整体而言，他要收为己用。至少，要确保这些人，不会走上消极对抗的道路。
关卓凡有足够的把握做到这一点。
最有力的一招，就是迎娶敦柔公主了。
慈禧为了笼络和“看住”关卓凡的“嫁女儿”，无意中成为他怀柔“恭系”人马的利器——台面上，他和恭王，不是“恭去而关代”的关系，而是“关、恭联姻”、“关、恭合流”的关系。如果一定要说关卓凡取代了恭王，那么，关卓凡只是取代了恭王的“恭系领袖”的位置，领袖之下，“恭系”还是那个“恭系”。
对于文祥等恭系骨干来说，这算是个不得已求其次的局面，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不过，“恭系”里边，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这个局面，而关卓凡也不打算将所有“恭系”的人都拢到自己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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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不是睚眦必报的人，何况宝洌Щ乖诎驳潞Ｒ话钢邪锕拇竺Α５叫慕嵋焉睿嗷ゼ湔嬲男湃我丫豢赡芙⑵鹄矗ケκ潜厝坏氖虑椤５牵诨橙帷肮怠钡拇蟊尘跋拢灰芄蝗繁１︿＇无力对自己造成新的实质性的威胁，关卓凡不好也不必对宝洌Ц暇∩本�
再说，考虑到在内务府的问题上，需要有人对圣母皇太后唱白脸——这个人既要有足够的立场和分量，又不能摆明了是“关系”的人。那么，对待宝洌У幕痉秸刖投ㄏ吕戳耍瑚沓鼍Γ羧文谖窀蟪肌�
现在，需要一个能够光明正大地将宝洌沓鼍Φ睦碛伞�
关卓凡掏出怀表，打开表盖，堪堪午正。
应该吃午饭了。
还有，那个“理由”，也应该快到了吧。
*
*
未正二刻的时候，那个“理由”终于到了。
是两份电报，一份发自安徽省城安庆，落款安徽巡抚英翰；一份也是发自安庆，不过是先发到北京的军调处，由军调处转到天津来的——这份电报，是派到安庆“公干”的军调处某情报小组拍发的。
安徽属于两江总督辖区，安庆距上海并不算远，此时已经架通了电报。
关卓凡拆开电报，细细看过了，脸上浮出笑意：不错，算算时间，一天都没有耽搁，相关人等，算是知趣得很了。
军调处情报小组到安庆，是去寻找安徽军费报销案的两个嫌疑人：安徽粮道李宗绶，凤阳知府宋尊邦。
当初，刑部问讯安徽军费报销案，这两个关键嫌疑人，传来传去，一直传不到案。
安徽巡抚衙门奏报：李宗绶得了重病，不良于行，粮道现已由他人署理。“恳请刑部遣派得力干员，赴安庆查问端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