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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利弊之后，关卓凡还是决定利用杜立德的膝盖一把，特别是在激烈地敲了保守派的脑壳一轮之后。
嗯，就当打了巴掌之后，给个甜枣吧。
至于“洋人进京”，杜立德大约以为中国和日本差不多，是件异常严重的事情。因此，不惜主动以行跪叩礼作为交换条件。事实上，虽然中国对洋人进京也有限制，但北京城里本来就已经有一大扎洋人了，而现在的朝廷的政策取向，是鼓励增加必要的中外人员往来。不然，还搞个屁洋务。
所以，杜立德进京，其实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
上谕发布的同时，关于杜立德将进京受爵、并行双膝跪拜叩首礼的消息，也泄了出来，朝野上下，果然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
这个杜立德，和华尔、福瑞斯特、白齐文等已入了籍的洋将不同。华尔他们，既已归化，行礼如仪，是应该的。而杜立德是美利坚国现役高级将领，却肯“诚心向化”，实在难得！
但再冬烘的脑袋，也明白，这大约不是俺们“教化”的好，不是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是关某人这两年国内国外，不断拳打脚踢，才有这番“顾盼有威，远人来朝”的局面。
昨天，保守派们还在对着斥责徐应祥的上谕晕头转向；今天，面对这道封赏轩军的上谕，却难掩欣然色喜。此时再想到、再提到关某人，心里便不由五味杂陈，实在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了。
上谕中还提到了一位：徐四霖。“加三品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徐子绥如愿以偿地戴上了红顶子。
徐四霖已经内定为第一任驻日公使，这是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
这儿多说一句：本来，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应该是驻英公使的。
在得知中国向美国派驻公使之后，英国的外交部就通过北京的公使馆，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中国也应该向英国派驻公使。
不过，新年伊始，中国的政坛，就大起波澜。太后和首相，为了一个女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中央政府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思来搭理英国人的这个要求。风波过后，中英双方的精力，又同时转到了海军的“深度合作”上面，中国向英国派驻公使一事，就暂时放下了。
之后关卓凡全力筹备征日，这事儿就更加顾不上了。待到从日本回来，英国人旧事重提，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整整一年。
驻英公使是非常重要的职位。现阶段，中国还不可能同时向欧洲主要国家派驻公使，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驻英公使等于“驻欧公使”，权责十分重大。
另外，公使这个位子，和船务大臣、铁路总办又不大一样，比较讲究人脉、地位、威望，在注重门第出身、身份等级森严的欧洲，尤其如此。关卓凡的夹袋里面，懂洋文、通洋务的人选，都实在年纪太轻、资历太浅，派出去，国内国外，都怕压不住场子。因此颇费踌躇，人选始终未定。
一拖再拖，终于叫驻日公使插了队、爬了头。
言归正传。
只过了一天，又一道“明发上谕”下来了：两宫皇太后要去天津“劳军”，“巡阅陆海将士”！
我勒个老天爷，就不能叫俺们喘口气？如此没完没了地冰火交淬、寒暑骤替，哪个受得了啊？！
上谕不算短，略摘抄两段。
“当今世界，国家元首巡阅三军，激励士气，原是万国通例。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即行国家元首之职责，朕理应行汉太宗劳军细柳故事，奉两宫銮驾，临于军前，则将士振奋，疆场效命，一往无前。”
这一段提到的“汉太宗”，指的是汉文帝，庙号太宗。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皇帝的诏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和“国家元首”这样的字眼。
再往下看。
“我两宫皇太后如天之仁，厪虑使费过钜，滋扰地方，圣心闵甚。又既为劳军，止行当以军法为之。朕秉承慈意，敕罢銮仪故事，一切关防、车驾、仪从，交毅勇忠诚多罗贝勒关卓凡总之。所责关系非细，贝勒其悉朕意！”
言路大乱，翰詹科道们又一次变成了没头苍蝇。
太匪夷所思了！
咋办呢？
没人知道这个“万国通例”是怎么回事——万一真是上谕中说的那么回事，自己随便开口，讲起来牛头不对马嘴，不定被骂成什么样子呢！徐应祥殷鉴不远，“尸骨未寒”，可不敢重蹈覆辙啊。
拿“男女大防”说事，仔细想想，似乎也是不合适的。这个“大防”，说大实小，格调也不高。最关键的是，既然都已经“垂帘听政”了，所谓“男女大防”，其实早就已经撤掉了。
也不能说，两宫出巡，花钱太多，“民不堪命”——人家都说了，“敕罢銮仪故事”；也不能说由轩军负责两宫皇太后的关防、车驾、仪从，“不成体统”——那样岂非说应该恢复“銮仪故事”？
反复斟酌，竟是无处“下嘴”！
*（未完待续。）
第二十六章 表面文章（）
最关键的是，这是“明发上谕”，不是“奏折交议”，就是说，这是既定的决策了，是“成法”了，不是拿来给你们讨论可行与否的。当然，也没人拦着你唱反调，但“上头”因之改弦更张的概率极低——上折反对，除了得罪当权者，并叫“上头”觉得你不识大体、不知进退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节骨眼儿上。
这件事情，台下一直如鼎如沸，台上一直波平如镜。最终，没有任何人上折对之发表任何“正式的”看法。
对于“太后劳军”、“两宫阅兵”这种“开天辟地未之有也”的天大事情，朝廷上下，居然完全吞声不语，真正是一个奇迹。
这个情形，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关卓凡秉政中枢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斗争，权威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当然也有人暗地里痛心疾首：道路以目！
不过，没有多少时间给保守派们捶胸顿足，“天大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叫人应接不暇。
第一件，是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要接见日本的女天皇了。
主持其事的礼部，领这个差使之时，上上下下个个兴高采烈，以为这次可有风头出了；但真正着手之后，很快便发现，真是愁死个人！
本来理藩院也想插手这件事的，后来被关卓凡踢了出去。因为理藩院主管蒙、藏、回等地事务，如果让理藩院参合进来，就会给人一个印象：中国将日本视为藩属。
而关贝勒定的调子非常清晰：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在礼仪上，中、日两国必须“相敌”——就是“相当、相匹”之意。
这种礼仪，不要说本朝所无，明、元、宋、唐、晋、魏、汉、秦，一路上去两千年，也从来没有见过啊。
再上去，战国、春秋，国君之间，“相敌”的倒是不少，可那都是诸侯会盟，公侯伯子的，拿来比拟天子，也不成体统啊。
再上去，三代之事，礼制散佚，渺不可考，似乎也没有可以参详的例子。
唯一比较接近的“故事”，是前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降。
其时，汉有司咸曰：“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
宣帝同意了“以客礼待之”的原则，但指示要提高具体待遇，单于应“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把单于视为“王者所客”，“位在诸侯王上”，就隐然有“相敌”的意思了。而且，见面的时候，宣帝还“诏单于毋谒”，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客气。但呼韩邪单于毕竟还是“称臣”，所以，这个“故事”，依然不好用。
几千年来，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外交。畿服、册封、羁縻、朝贡，不论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本质上都是一张以中国为中心的散射状大网。在这张大网中，中国居天下之中，高高在上，王八之气四射；别的国家，只有诚心向化、纳头便拜的义务。
在中国的青年时期，国人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承认在这张大网之外，另有天地，和中国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比如汉朝之于安息——帕提亚、大秦——罗马。这是对自己势力不能远及其地的务实态度。
中国年纪愈大，国人的心态便愈加扭曲。到了清朝中后期，干脆就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漏网之鱼”。不论哪个国家，不论距中国有多远，不论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凡派了使者到中国来的，都叫“朝贡”。
既然都是来“朝贡”的，自然就都是臣下。天无二日，中国的礼仪制度中，根本没有给一个外国国家元首留下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空间。
这套嗑，从道光朝庚子年英人炮击虎门大角炮台始，便注定唠不下去了。
这套东西不改，中国就无法正常对外交往，中国就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近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改，就从接见和樱天皇改起吧。
从这儿下手，保守派也相对容易接受。日本的政治、经济，已被中国事实上控制，中国皇帝以平礼接见和樱天皇，在朝廷内部，尽可以看做一种特殊的“礼遇”，看做行“羁縻”之事。这样，保持着高高在上的施舍心态，保守派就不会有什么屈辱感。
事实上，虽不中，亦不远。
原时空，坐上“大满洲帝国皇帝”的位子没多久，溥仪出访日本。对这个地道的傀儡，日本皇室和政府却极尽礼数。
溥仪乘坐的日舰“比睿号”进入横滨港，数十架飞机空中编队致礼；天皇二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在码头迎候。
到达东京，天皇裕仁亲率王公亲贵和全体内阁到车站迎接；国宴款待，检阅军队，凡同时出现在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