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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4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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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衡利弊之后,关卓凡还是决定利用杜立德的膝盖一把,特别是在激烈地敲了保守派的脑壳一轮之后。

    嗯,就当打了巴掌之后,给个甜枣吧。

    至于“洋人进京”,杜立德大约以为中国和日本差不多,是件异常严重的事情。因此,不惜主动以行跪叩礼作为交换条件。事实上,虽然中国对洋人进京也有限制,但北京城里本来就已经有一大扎洋人了,而现在的朝廷的政策取向,是鼓励增加必要的中外人员往来。不然,还搞个屁洋务。

    所以,杜立德进京,其实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

    上谕发布的同时,关于杜立德将进京受爵、并行双膝跪拜叩首礼的消息,也泄了出来,朝野上下,果然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

    这个杜立德,和华尔、福瑞斯特、白齐文等已入了籍的洋将不同。华尔他们,既已归化,行礼如仪,是应该的。而杜立德是美利坚国现役高级将领,却肯“诚心向化”,实在难得!

    但再冬烘的脑袋,也明白,这大约不是俺们“教化”的好,不是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是关某人这两年国内国外,不断拳打脚踢,才有这番“顾盼有威,远人来朝”的局面。

    昨天,保守派们还在对着斥责徐应祥的上谕晕头转向;今天,面对这道封赏轩军的上谕,却难掩欣然色喜。此时再想到、再提到关某人,心里便不由五味杂陈,实在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了。

    上谕中还提到了一位:徐四霖。“加三品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徐子绥如愿以偿地戴上了红顶子。

    徐四霖已经内定为第一任驻日公使,这是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

    这儿多说一句:本来,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应该是驻英公使的。

    在得知中国向美国派驻公使之后,英国的外交部就通过北京的公使馆,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中国也应该向英国派驻公使。

    不过,新年伊始,中国的政坛,就大起波澜。太后和首相,为了一个女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中央政府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思来搭理英国人的这个要求。风波过后,中英双方的精力,又同时转到了海军的“深度合作”上面,中国向英国派驻公使一事,就暂时放下了。

    之后关卓凡全力筹备征日,这事儿就更加顾不上了。待到从日本回来,英国人旧事重提,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整整一年。

    驻英公使是非常重要的职位。现阶段,中国还不可能同时向欧洲主要国家派驻公使,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驻英公使等于“驻欧公使”,权责十分重大。

    另外,公使这个位子,和船务大臣、铁路总办又不大一样,比较讲究人脉、地位、威望,在注重门第出身、身份等级森严的欧洲,尤其如此。关卓凡的夹袋里面,懂洋文、通洋务的人选,都实在年纪太轻、资历太浅,派出去,国内国外,都怕压不住场子。因此颇费踌躇,人选始终未定。

    一拖再拖,终于叫驻日公使插了队、爬了头。

    言归正传。

    只过了一天,又一道“明发上谕”下来了:两宫皇太后要去天津“劳军”,“巡阅陆海将士”!

    我勒个老天爷,就不能叫俺们喘口气?如此没完没了地冰火交淬、寒暑骤替,哪个受得了啊?!

    上谕不算短,略摘抄两段。

    “当今世界,国家元首巡阅三军,激励士气,原是万国通例。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即行国家元首之职责,朕理应行汉太宗劳军细柳故事,奉两宫銮驾,临于军前,则将士振奋,疆场效命,一往无前。”

    这一段提到的“汉太宗”,指的是汉文帝,庙号太宗。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皇帝的诏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和“国家元首”这样的字眼。

    再往下看。

    “我两宫皇太后如天之仁,厪虑使费过钜,滋扰地方,圣心闵甚。又既为劳军,止行当以军法为之。朕秉承慈意,敕罢銮仪故事,一切关防、车驾、仪从,交毅勇忠诚多罗贝勒关卓凡总之。所责关系非细,贝勒其悉朕意!”

    言路大乱,翰詹科道们又一次变成了没头苍蝇。

    太匪夷所思了!

    咋办呢?

    没人知道这个“万国通例”是怎么回事——万一真是上谕中说的那么回事,自己随便开口,讲起来牛头不对马嘴,不定被骂成什么样子呢!徐应祥殷鉴不远,“尸骨未寒”,可不敢重蹈覆辙啊。

    拿“男女大防”说事,仔细想想,似乎也是不合适的。这个“大防”,说大实小,格调也不高。最关键的是,既然都已经“垂帘听政”了,所谓“男女大防”,其实早就已经撤掉了。

    也不能说,两宫出巡,花钱太多,“民不堪命”——人家都说了,“敕罢銮仪故事”;也不能说由轩军负责两宫皇太后的关防、车驾、仪从,“不成体统”——那样岂非说应该恢复“銮仪故事”?

    反复斟酌,竟是无处“下嘴”!

    *(未完待续。)

第二十六章 表面文章() 
最关键的是,这是“明发上谕”,不是“奏折交议”,就是说,这是既定的决策了,是“成法”了,不是拿来给你们讨论可行与否的。当然,也没人拦着你唱反调,但“上头”因之改弦更张的概率极低——上折反对,除了得罪当权者,并叫“上头”觉得你不识大体、不知进退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节骨眼儿上。

    这件事情,台下一直如鼎如沸,台上一直波平如镜。最终,没有任何人上折对之发表任何“正式的”看法。

    对于“太后劳军”、“两宫阅兵”这种“开天辟地未之有也”的天大事情,朝廷上下,居然完全吞声不语,真正是一个奇迹。

    这个情形,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关卓凡秉政中枢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斗争,权威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当然也有人暗地里痛心疾首:道路以目!

    不过,没有多少时间给保守派们捶胸顿足,“天大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叫人应接不暇。

    第一件,是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要接见日本的女天皇了。

    主持其事的礼部,领这个差使之时,上上下下个个兴高采烈,以为这次可有风头出了;但真正着手之后,很快便发现,真是愁死个人!

    本来理藩院也想插手这件事的,后来被关卓凡踢了出去。因为理藩院主管蒙、藏、回等地事务,如果让理藩院参合进来,就会给人一个印象:中国将日本视为藩属。

    而关贝勒定的调子非常清晰: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在礼仪上,中、日两国必须“相敌”——就是“相当、相匹”之意。

    这种礼仪,不要说本朝所无,明、元、宋、唐、晋、魏、汉、秦,一路上去两千年,也从来没有见过啊。

    再上去,战国、春秋,国君之间,“相敌”的倒是不少,可那都是诸侯会盟,公侯伯子的,拿来比拟天子,也不成体统啊。

    再上去,三代之事,礼制散佚,渺不可考,似乎也没有可以参详的例子。

    唯一比较接近的“故事”,是前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降。

    其时,汉有司咸曰:“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

    宣帝同意了“以客礼待之”的原则,但指示要提高具体待遇,单于应“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把单于视为“王者所客”,“位在诸侯王上”,就隐然有“相敌”的意思了。而且,见面的时候,宣帝还“诏单于毋谒”,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客气。但呼韩邪单于毕竟还是“称臣”,所以,这个“故事”,依然不好用。

    几千年来,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外交。畿服、册封、羁縻、朝贡,不论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本质上都是一张以中国为中心的散射状大网。在这张大网中,中国居天下之中,高高在上,王八之气四射;别的国家,只有诚心向化、纳头便拜的义务。

    在中国的青年时期,国人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承认在这张大网之外,另有天地,和中国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比如汉朝之于安息——帕提亚、大秦——罗马。这是对自己势力不能远及其地的务实态度。

    中国年纪愈大,国人的心态便愈加扭曲。到了清朝中后期,干脆就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漏网之鱼”。不论哪个国家,不论距中国有多远,不论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凡派了使者到中国来的,都叫“朝贡”。

    既然都是来“朝贡”的,自然就都是臣下。天无二日,中国的礼仪制度中,根本没有给一个外国国家元首留下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空间。

    这套嗑,从道光朝庚子年英人炮击虎门大角炮台始,便注定唠不下去了。

    这套东西不改,中国就无法正常对外交往,中国就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近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改,就从接见和樱天皇改起吧。

    从这儿下手,保守派也相对容易接受。日本的政治、经济,已被中国事实上控制,中国皇帝以平礼接见和樱天皇,在朝廷内部,尽可以看做一种特殊的“礼遇”,看做行“羁縻”之事。这样,保持着高高在上的施舍心态,保守派就不会有什么屈辱感。

    事实上,虽不中,亦不远。

    原时空,坐上“大满洲帝国皇帝”的位子没多久,溥仪出访日本。对这个地道的傀儡,日本皇室和政府却极尽礼数。

    溥仪乘坐的日舰“比睿号”进入横滨港,数十架飞机空中编队致礼;天皇二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在码头迎候。

    到达东京,天皇裕仁亲率王公亲贵和全体内阁到车站迎接;国宴款待,检阅军队,凡同时出现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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