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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请幕府居中，难保他们不再做点什么手脚。至于幕府办事效率的低下，那是更加不必提了。
所以，和宫才会要求亲自和关卓凡会面，该提的要求，当面提出来。
最后，和宫神情犹豫，迁延了好一会儿，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有一件事，要请教贝子，是关于有栖川宫的……”
说到这儿，不晓得接下来该如何措辞，只好打住，脸都憋得红了。
关卓凡缓缓说道：“在下离开‘御座之间’后，便知会京都方面，开释有栖川宫，请他回府蛰居。”
和宫神情复杂地看了关卓凡片刻，然后，深深地俯下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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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宫的登基典礼，是在江户举行的。之所以这么安排，是要借此削弱京都的“皇都”的地位和作用——幕府和中国方面都是这个意思。不过，对外当然另有说法：京都“御所”焚于大火，别说举行新帝的登基大典了，天皇陛下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御所”不是第一次“焚于大火”，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天皇都是暂时驻跸级别最高的公卿——关白或摄政的家里。不过，现在没人敢提这种“故事”了。
和宫亲子内亲王践祚，承继大统，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改元“交泰”。
“交泰”二字，源于《易经》的《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用这两个字做年号，取其“君臣上下交融，则国泰民安”之意。
今上天皇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九位女天皇。
多年之后，天皇陛下薨逝，乃取大行皇帝龙潜之时的宫号“和”，再加上上一位女性天皇后樱町天皇的“樱町”二字，并在一起，谥为“和樱町天皇”。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天皇生前，人们习惯称这位女天皇为“和樱天皇”。
有人认为，“和樱”是“和樱町”的简称；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樱町”是宫殿的名字，怎么能简化为“樱”？更重要的是，“和樱町”是谥号，怎么可能在生前就早早地流行开来？“和樱”和“和樱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也有人称女天皇为“交泰天皇”——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流行。
这位“和樱町天皇”今后在本书出场，如果要提到称号，为行文方便，一律称为“和樱天皇”。
天皇登基之后，随即发布了一道敕令，中心思想是：“《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为百世不替之法”，“天子诸艺能事，第一御学问也”。“朕为教化万世，西向就学，大小国政，尽委之征夷大将军”，“公卿百官诸藩，赏罚黜迁，皆出于幕府”。还有，“万国之间，折冲樽俎，订约和战，征夷大将军亦承此敕决之，不待后命。”
这是一份宪法性文件。
天皇以“敕命”的形式，把日本的内政、外交、国防、人事，通通委诸幕府，幕府的相关权力，按《万国公法》，就有了宪法保证。其中，“不待后命”四字，天皇自废批准对外条约的权力，今后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签署《日米友好通商条约》时那些没完没了的扰攘，有效避免了倒幕派再利用“天皇敕许”对幕府的掣肘和攻击。
讨论这份敕许的草案时，小栗忠顺很想在其中加入“今后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之类的字眼，但徐四霖表示反对。
徐四霖认为，将公卿的最后的一点象征性权力完全剥夺，不利建立“统一战线”——京都朝廷现在台上的，可都是佐幕派。另外，这样做，幕府专权的痕迹太重，日本国内会有很大的反弹，包括佐幕诸藩恐怕都会有不少不以为然的。现在大乱方平，天皇西渡，人心惶惶，一切还是要以“安静”为主。
真正的原因是：天皇现在在我手里，如果“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我还能拿手里的这个天皇干什么用？
登基大典之后，女天皇一行登上“富士山号”，第二特混舰队和幕府船队即启程前往大阪。
关卓凡没有安排第二特混舰队的军舰作为女天皇的座舰，是担心舰上的洋人面孔过早地给女天皇以过大的刺激。再有，“富士山号”的船舱是按“和式”风格布置的，也更符合女天皇的生活习惯。
以江户到长崎的海途，本来舰队是不需要在半途停靠大阪的，之所以先到大阪，是因为关卓凡答应了女天皇唯一一个“政治性要求”：去国之前，回京都拜祭皇考和皇兄。
皇考仁孝天皇也罢了，皇兄孝明天皇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下葬，唉。
京都是女天皇的故乡。四年前和宫下嫁，首途关东之时，十五岁的内亲王以为再也不能生返故乡，泪眼婆娑，曾赋和歌曰：
此身虽可怜惜，为君为民之故，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
想不到四年之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可不久就要去国了。
这一次，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
我的命运，就是朝露和浮萍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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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
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拧亮煤气灯，摊开纸笔，做“阶段总结”。
长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团灭，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本时空，永远不会再有“明治维新”这四个字，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幕府的“改制”，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皮肤下面，什么也没有改变，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二次长州征伐，“西法”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幕府的“改制”，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时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纷纷破产；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大和国宇陀郡、安艺国佐伯郡、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大阪、兵库，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
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江户发生了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的“请愿”事件，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没让关贝子亲眼看到而已。
轩军撤出日本之后，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一揆”吗？
非常有可能，届时，不但武士阶层会参与，寺庙宗教势力也很有可能介入。
倒幕势力会趁机再次发难，甚至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日本乱一乱，关卓凡并不反对，而且，乱的愈久愈好；关卓凡反对的，是“由乱而治”，是“大乱后大治”。
还有一种可能：萨摩藩等“进步力量”无心继续倒幕，但又不愿和幕府绑在一块下沉，于是加速离心倾向，最终要求独立。
这也不错，如果萨摩藩们真有这个志向，不妨暗中推上一把。
当初幕府提议“封建萨摩”，岛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动了吗？
时过境迁，没有长州藩需要“分而治之”， 萨摩藩想独立，幕府自然是不干的。那么双方只好开打——这一次俺们中国就不参合啦——没有外援，幕府自然不是萨摩藩的对手，仗打完了，中国出面调停，萨摩藩也就顺理成章地独立了。
其他各藩，最好有样学样，日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许多小国组成的地道的“邦联”。
如是，来自日本的麻烦便永久性地消除了。
算盘打得挺响，真要做起来，难说能走到哪一步。嗯，一步一步来吧。
西征日本，直接的收获：
从“长州灭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