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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
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
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
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
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
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
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月21日，刘、邓再次召集中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
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月28
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
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他们
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恢复正
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而且在暗处，中央文
革一班人马，正在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江青等人来
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场“文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江青等
“文革”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行挑动和蛊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
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众”的激烈反
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
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与以林
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代表
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
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
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
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
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
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中央文革人
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
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父亲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
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
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
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
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
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彻底
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的时
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6月21
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
乱一场。7月8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
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他托词休息不见闻讯赶来的刘少奇，却在当日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会
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会议期间，毛泽东
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
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
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自然而然
地“犯了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以新市委
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
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嘛。”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
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
得。”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是检查，是承担，更是肺腑之言。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那空旷的
主席台，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
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我也清楚地记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
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
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
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极
端的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此次大会后，由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消除了阻碍，名正言顺地进入
了“造反有理”的新阶段。
第三章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
“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
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
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指责
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
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
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
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
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
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
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
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
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
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
他人申明正义。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
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
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
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
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
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
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