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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美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桩明星大事里，辛普森杀妻案，根本也不怎么关注卢旺达是怎么回事。
那个军方头目回答说：“我们卢旺达，没有石油，也没有黄金，你们美国人会来吗，来干嘛呢？”
对美国人的行事风格还真是看得入木三分。
又有人向美国提出，美国即便不出兵，但是有那个技术，可以关闭卢旺达当地的电台，因为广播太有煽动性，也极其可怕——比如它突然发现了一个图西族人的藏身地点，马上通过广播通知所有胡图人：快来啊，XX大街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大群蟑螂！
所有听到消息的胡图人，跳上卡车，挥着刀就来了，路上还不断有要搭车的，搭不到车就跑步去，更别提那些本来就在附近的人了。
但美国人拒绝了关闭电台的请求，理由是，咱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后来有人指出真相，短波干涉电台，每小时要花8500美元，美国人大概不想花那个钱……
于是，在BBC可以拍出照片、传出新闻的情况下，世界也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屠杀居然可以持续到三个月之久。
太多细节，不说了。
【三】
有一本书，叫《路西法效应》，论好人如何变成恶魔，或者说，一个普通人，距离杀人，到底有多远。
最后得出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被赶出天堂。
卢旺达大屠杀中，有许多颠覆人性的认知。
比如，医生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但医生里，出了很多“杰出杀手”，在人权组织报道里，不管是男医生、女医生，还是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都参与杀害了自己的图西族同事、患者以及到医院来寻求庇护的伤员和难民。
再比如，教师会告发学生，甚至亲手杀死学生，一位胡图族教师对记者说：“我本人就杀死过一些孩子……我们一年级曾经有80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了25个。”
有一个农民接受采访，说：“我杀人是因为我被逼无奈。我不杀他们，我自己就会被杀掉。许多人死掉，就是由于不肯杀人……”
……
大屠杀事件平息之后，很多胡图族凶手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一口咬定当时是被魔鬼附身，说：不是我干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
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四】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源于前面提到的一个人，加拿大将军，达莱尔，是当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
契机是，在看关于卢旺达的记录片时，里头提到这位将军——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中，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
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是个将军，男人，老成持重，见过许多大世面，残酷的事肯定也见了不少，又不是他杀的人，怎么就“几次试图自杀”了呢。
有些情绪激动的键盘侠，大概要喷他圣母了。
于是翻了一下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达莱尔授命担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又叫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简称联卢）司令，要求给自己4500人，联合国给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军队，训练和装备都低下，缺少后勤，甚至零用钱。
他自己回忆说：“我们需要订购手电筒，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等待之后，手电筒终于到货，却没有配电池……”
2）他不具备情报收集能力，虽然曾向总部提要求，但是答复是：情报收集行动不符合维和政策。
3）但他还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图族阵营有个军官准备叛逃，他把计划透露给达莱尔方面了。
我们来看看那个人透露了些什么：
——胡图族培训了1700个人，这些人分为40个一组，每一组都“有能力在20分钟内杀死1000个图西人”，如今已经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当“cut the tall trees”的信号传出，这些人会带头行动——也就是说，胡图人培训了“先导者”，因为大众是容易跟随和受煽动的，光听广播里说，也许没人敢动手，但如果已经有人带头进行了呢？
——胡图人有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的计划，这样的话，可以迫使比利时从联卢退出，而比利时人是联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愿意提供地点并提供更多情报，要求是“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护”。
请注意，当时是1994年1月，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至少还有3个月。
4）达莱尔欢欣鼓舞，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请求先把武器收缴，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不允许。
5）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反复争取，都被拒绝了。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他尤其担心其它士兵的安全，食品剩了不到两周，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燃料、弹药、药品都不足。
6）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他觉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要求拟定撤离方案，他都拒绝执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来的。
7）比利时撤军之后，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因为联卢实力大减，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但紧接着，更绝望的事发生了，比利时走后十多天，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
……
从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时人，再到只剩270人，还是四处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弹药都所剩无几，没有增援，不能硬拼，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身为司令，也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
所以，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杀结束，他是那个“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的人。
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屠杀发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续着，现场刺激太恐怖，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
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利益、是否合算、谁出力更多、能不能少花点钱。
之前提过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国外的军官帮忙训练的，一位亲眼看到屠杀惨状的法国军官嚎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亲手调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恶行径”。
因为达莱尔，我又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国人可能很熟悉，南京大屠杀中，她曾经致力于保护中国难民，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续：回国之后，她因为对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极度抑郁，开煤气自杀身亡。
那些亲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好多还信口雌黄拒不认罪，这些善良的人，却相继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我觉得特别不公平。
【五】
所以想写一个关于保护区的故事，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颂、赞扬、描述他们怎么努力、怎么斗智斗勇。
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姑娘，在保护区时还很年轻，迫于种种压力，犯下了自己不能释怀的错，那么一切结束之后，她还会有勇气继续吗、会弥补吗，如何去弥补呢。
所以有了这篇文，四月间事。
其实算是给女主开了挂，很多她的前辈，比她年长、资深、更清白，像达莱尔、魏特琳，都过不了那道坎，希望用死亡来结束一切痛苦，她怎么过呢？
有时候写小说，会想当然，设置一方背负重重苦痛，遇到真爱的人，完成救赎。
但事实上，人生比小说复杂的多，不是所有救赎，都能用爱情解决，战甲一直都在，有时候要靠自己穿上。
就好像卢旺达事件最终有转机，不是因为国际社会重拳出击，而是图西人的爱国阵线打了回来，胡图族人觉得惶恐，害怕遭到报复，于是大规模逃往邻国——“跨越边界前，在路边丢下成堆成堆的砍刀、匕首、长矛”。
即便岑今没有遇到卫来，她也终究会让事情水落石出、让该报应的得报应。
卫来的出现，只不过是让结局更好而已。
卡隆是弱化了许多的卢旺达，没有真实事件那么绝望——死亡人数减到20万左右，不少国际组织和志愿者都留下来保护难民，建立了保护区，战后上帝之手要求对战犯追责，甚至可以有国家力量支持……
而前面说过，真实的卢旺达，大量战犯外逃，政府预测替死难者讨回公道要200年，很多重要战犯得到其它国家庇护，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卢旺达大屠杀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也就是2014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曾亲自前去祭奠，但当时的卢旺达，明确拒绝法国总统前来，还曾威胁要断交。
所以文中的设置，热雷米一案发生在法国，上帝之手宣称对热雷米被杀案负责之后，法国警局就不再追责。
故事有了梗概之后，自己也几度犹豫。
一是，这主题是不是太政治和严肃了？毕竟我一个网络作者，不想写到坐牢。所以行文过程中，许多情节做了淡化，前期基本都是互动的日常，到文章的末尾，翻出过往，停在四月的最后一天。
二是，故事全部发生在很远的地方，北欧也好，东非也好，除了男女主是华裔，配角全是外国人，再涉及时政，距离我们现实生活太原，题材一定是很多人都不感兴趣的。记得故事刚开篇的时候，还有读者嚎啕说妈呀连地名都记不住。
三是，自己试写了一章，觉得文风变得好明显，写这样的文，难免译制腔，人物的说话风格，不可能像国内那样随意、俚语张口就来、有代入感。
四是，因为不是恐怖悬疑那种天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