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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瓦希夫开始记日记时，他的父亲仍旧骑着白驴去工作，他看到了第一个不用马的交通工具：一个美国侨民在雅法路上开着的福特汽车。从不知电为何物的他，很快便对在俄国大院里观看电影产生了兴趣（入场费是一个比什里克，在门口交纳）。
瓦希夫陶醉于文化融合的氛围里，作为一个在英国圣乔治公学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他还学习了《古兰经》，喜欢在圣殿山上野炊。他将塞法尔迪犹太人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儿子”，还盛装打扮参加犹太人的普珥节和每年一度在义人西蒙墓前举办的犹太野炊，并在那里伴着乌得琴和手鼓演唱安达卢西亚歌曲。在蒙蒂菲奥里区一个犹太裁缝家里举办的特殊的演唱会上，他将一首众所周知的阿拉伯歌曲改用犹太曲谱进行演奏，以配合阿什肯纳兹唱诗班。
1908年，人们在耶路撒冷庆祝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及其秘密警察的专制统治。青年土耳其党——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重新恢复了1876年宪法，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在这种令人振奋的情景之下，当地商人阿尔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在雅法门向那些快乐的民众免费发放了几百个面包，此人被他的崇拜者们称为“犹太帕夏”，其敌人则称其为“小希律”。孩童们在街边玩耍时，还把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过程表演了出来。
阿拉伯人相信至少他们会从土耳其帝国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不确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以阿拉伯半岛或大叙利亚为中心的王国，不过，黎巴嫩作家纳吉布·阿祖里（Najib Azouri）已经意识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雄心在同步发展，而且势必发生碰撞。人们推选耶路撒冷贵族奥斯曼·侯赛尼和优素福·哈立迪的侄子——作家、政治家、见多识广的鲁希（Ruhi），作为议会成员。鲁希·哈立迪成为伊斯坦布尔副议长，他运用自己的地位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购地者进行抗争。
越来越富有的耶路撒冷大家族们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男孩子们与瓦希夫一起在英国圣乔治公学接受教育，女孩子们则在侯赛尼女子学校上学。妇女们既穿阿拉伯服饰，也穿西式服装。英国人的学校将足球引进了耶路撒冷：每个周六下午，沙漠门外面的球场上都会举行足球比赛，侯赛尼家族的男孩子们更是热心的玩家，一些人甚至戴着塔布什帽玩足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希夫还正在上学，不过他已经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双重生活。他演奏乌得琴，做着信贷中介人和宴会承办者的工作，或许还是与大家族们关系微妙的皮条客，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外面谢赫贾拉的新宅院里。显贵们通常会租一个单身公寓用以玩牌和供情妇们居住，这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备用钥匙交给他。瓦希夫的主顾，市长的儿子侯赛因·埃芬迪·侯赛尼，在雅法路外的单身公寓里包养着情妇中最轻盈凝白的女人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她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混血女裁缝，这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专门勾引男人的妖妇还贩卖牲口，出售她自创品牌的百里香油。珀尔塞福涅喜欢唱歌，年轻的瓦希夫则用乌得琴为其伴奏。侯赛尼在1909年当上市长后，便把珀尔塞福涅嫁了出去。
权贵们的情妇传统上说都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希腊人，然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俄国朝圣者成了耶路撒冷享乐主义者们最丰富的资源。瓦希夫记载道：在未来的市长拉吉卜·纳沙希比和伊斯梅尔·侯赛尼的陪同下，他为“俄国女士们”安排了秘密宴会。此时，一个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与众不同的俄国人，对耶路撒冷里他的同胞们那令人震惊的颓废和嫖娼行为进行了批评。这个贪图享乐的修道士于1911年3月到达耶路撒冷，他是俄国沙皇和皇后的精神顾问和安慰者，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只有他才能治得了这个病。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y Rassputin）写道：“我无法描述那种欢乐的感觉，只要你的灵魂在欢快地唱着‘让上帝从亡灵之中升起’，那么用任何笔墨对这种感觉进行描述都是徒劳的。”拉斯普京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个由西伯利亚农夫转变而来的到处巡回传教的神圣的人。1903年，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朝圣者，而且依旧记得由敖德萨驶出的那只船的航海噩梦：“七百来号人像牲口似的挤在货仓里面”。不过，从那时起，拉斯普京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崭露头角了。这一次，曾称拉斯普京为“我们的朋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一事给予了支持，为的是将他从圣彼得堡赶出去，转移大家对这个备受尊敬的罪人日渐增多的批评，因为拉斯普京曾与妓女共度宴会，公然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还在饭店里小便。现在，拉斯普京成功地住在了耶路撒冷东正教主教豪华的寓所里，然而，他却将自己视为普通的朝圣者，并在复活节表达了其“难以言说的高兴”：“一切都如原来那样：你会看到人们的穿着与《圣经》时代一样，都穿着《圣经》所描述的外衣和奇怪的服装。这使我潸然泪下。”那时，耶路撒冷也有乱性和醉酒行为，而拉斯普京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1911年，有一万多俄国人在复活节来到耶路撒冷，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守规矩的农夫，他们住在不断扩建的俄国大院的宿舍里，在圣墓大教堂旁边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和新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进行祈祷。＇3＇正是这些参观者使他们国家的名声越来越坏：甚至在早些时候，他们的领事就曾将西里尔·瑙莫夫（Cyril Naumov）主教描述为“一个酒鬼和小丑，身边都是妇女和阿拉伯喜剧演员”。至于那些朝圣者，“他们许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与这个地方的圣洁不符，也与他们朝圣的目的不符，他们已经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随着人员增多，那些沉溺于斗殴和醉酒的朝圣者们越发难以控制，拉斯普京曾表示他是多么憎恨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更不用说穆斯林了。1893年，一个天主教徒在圣墓大教堂给一个有钱的俄国朝圣者的保镖让路时，射杀了一个拉丁教堂看守人和其他三个人。拉斯普京说：“到处都是烈酒，人们喝酒是因为酒很便宜，大部分酒都是雅典修女们酿造的。”比喝酒更糟糕的是乱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宴会上，俄国朝圣者们很容易便被那些耶路撒冷显贵们弄到手，一些人还暗中成了别人的姘头。拉斯普京这样警告人们：修女们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谋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去过那里，便知道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犯下了多少错误！对姑娘们来说生活非常艰难，她们被迫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诱惑太多了，敌人（天主教徒或是穆斯林）更是虎视眈眈。其中一些人成了别人的情妇，进入皮肉市场。常出现这样的事：她们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干爹供养”，并把你也加入到她们的名单之中。＇4＇
娱乐的提供是双向的。斯蒂芬·格雷厄姆是个英国记者，他与农民朝圣者们大概跟拉斯普京在同一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描述了“阿拉伯妇女是如何不顾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进入旅馆向农民们兜售瓶装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的。耶路撒冷开始挤满了朝圣者、观光者，同样还有江湖骗子、表演艺人、沿街叫卖者、门的内哥罗警察、配有装备的土耳其警官、骑着驴的朝圣者，以及坐着马车的朝圣者等”，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圣城却被转送到了俄国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基督徒阿拉伯人的手里”。
俄国小贩们使参观者变得堕落起来。菲利普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高个子农民，有着宽阔的肩膀，身材肥胖，长着大大的脏兮兮的带有黑色鬓毛的不修边幅的脸，浓密的小胡子低垂在他那厚厚的迟滞的红嘴唇上”，他是“一个为僧侣拉皮条的人、为基督教店主招揽生意的人、一个走私者、一个不道德的人，以及一个经营宗教物品的商人”，那些物品是在所谓的犹太工厂生产出来的。堕落的教士们在“酩酊大醉、宗教的歇斯底里，以及清洗尸体中”结束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天，因为许多俄国人幸福地死在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向俄国农民们宣传革命和无神论，正好为这个易燃的混合物又增添了一味药。
格雷厄姆来访的那个圣枝主日，土耳其士兵击退朝圣者后，人们从教堂蜂拥而出，“正统的阿拉伯人大喊大叫，哭天喊地，表现了相当的宗教狂热”。突然，他们遭到了“一群戴着红帽子的土耳其人以及戴着长头巾的穆斯林的攻击，这些人大叫一声，乱棒击打杀出一条路，并且朝拿橄榄枝的人扑过去，整个人像着了魔一样，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了。一个美国女孩用她的柯达照相机将此记录了下来。基督徒阿拉伯人发誓要报仇”。随后，俄国人在金门等待基督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再次降临。不过，高潮依然是圣火部分：当火焰出现时，“兴奋的东方人将一支支点着的蜡烛放到自己胸前，在高兴和陶醉中大声哭泣。他们好像受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兴奋剂的影响”，“哭叫着求主垂怜”。不过，“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发生的蜂拥奔逃的情景”，当局会派人用鞭子和枪托进行镇压。
当晚，格雷厄姆记下了他的同伴们——“兴奋，狂热，颤动，就像孩子们一样”——是如何在他们的背包里装满了耶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