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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赫茨尔，《日记》
耶和华愤怒的面孔正对这些炽热的岩石忧心忡忡，这些岩石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目睹了更多所谓神圣的杀戮、强奸及掠夺。
阿瑟·库斯勒
如果一块土地有灵魂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的灵魂。
戴维·本古里安，媒体采访
没有哪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
做一个耶路撒冷人并不容易。在耶路撒冷，痛苦与欢乐并行，伟大的人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会变得渺小。教皇、主教、国王都摘下了他们的王冠。这是王中之王的城市，世俗国王和君主都不配做她的主人。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耶路撒冷。
约翰·提勒，《我是耶路撒冷》，见《耶路撒冷季刊》芸芸众生中，
身负重荷的异教徒，
必须承受以色列的仇恨之重，
因为他不会再次把胜利带给耶路撒冷。
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负重》
42 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赫茨尔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维也纳的文学批评家，据说他“英俊非凡”，“杏仁般的双眼上长着浓密忧郁的黑睫毛”，从侧面看他就像是“亚述人的皇帝”。他是个彻底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穿着翼形领和双排扣的礼服，有三个孩子，婚姻并不幸福。“他不属于犹太民族”，与衣衫褴褛、长着卷发、住在东欧小村庄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不说希伯来语，也不说意第绪语。他会在家中摆放圣诞树，且不会因为要对儿子行割礼而困扰。但是，1881年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从根本上震惊了他。1895年，当反犹主义煽动者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赫茨尔写道：“犹太人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同年，他在巴黎报道德雷福斯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个无辜的犹太军官被判为德国间谍，赫茨尔亲眼目睹了巴黎暴民在法国这个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度里尖叫着喊道“处死这个犹太人”的情景。这使他更加确信对犹太人的同化不仅失败了，而且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犹情绪。他甚至预言，反犹主义将来有一天会在德国合法化。
赫茨尔的结论是，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就永远也不会安全。一开始，他这个半实用主义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着建立一个德国式的贵族共和国，一个由参议院管辖的犹太威尼斯，尊贵的共和国总督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担任，他本人任总理。他设想的犹太国是世俗化的：高级教士“将会穿着引人注目的法袍”，他的军队将会是佩戴银质胸甲的骑兵，他的现代犹太公民则将会在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打板球和网球。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任何犹太国家持怀疑态度，因此拒绝了赫茨尔的建议。然而，赫茨尔的想法却很快便发展成熟，变得更加可行起来。1896年2月，他在《犹太国》一书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性家园”，“马卡比人将会再度崛起，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并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平静地死去”。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这个词汇早在1890年就被创造了出来，而现在，赫茨尔为这个古老的观点赋予了政治表达和组织形式。自从大卫王时代，尤其自巴比伦之囚时代以来，犹太人就一直设想能在耶路撒冷生存。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彼此祝愿“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他们还以在婚礼上摔碎杯子并对房屋一角不加装饰的方式来纪念他们被毁的圣殿。他们一直都在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希望死后能够葬在那里，在每个可能的时刻都围绕着圣殿的墙垣进行祈祷。即便受尽迫害，他们仍旧坚持生活在耶路撒冷，只有当局者以死亡为要挟禁止他们在那里生活时，他们才会离开。
欧洲新兴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们对犹太人这个超国家的、世界性的民族的种族仇恨，但是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胜利所赢得的自由主义思想必定也鼓舞着犹太人。波将金亲王、拿破仑皇帝以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相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归耶路撒冷，就像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当然，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行者都是正统的犹太拉比，这些人是从期盼弥赛亚降临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的回归。1836年，普鲁士的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Zvi Hirsch Kalischer）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进行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资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随后，他撰写了一本名为《追寻锡安》的书。大马士革“血祭诽谤”事件发生后，来自萨拉热窝的塞法尔迪拉比耶胡达·海·阿尔切莱（Yehuda Hai Aelai）建议生活在伊斯兰世界里的犹太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1862年，摩西·赫斯（Mosses Hess）这个卡尔·马克思的同志，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中预言说，民族主义会导致种族反犹主义，他同时还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社会。不过，最终还是发生在俄国的集体迫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一个来自敖德萨的内科医生，在《自我解放》中写道：“我们必须把自己重建成一个鲜活的民族。”该书的写作时间正是赫茨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平斯克鼓励俄国犹太人组织“圣山热爱者”的新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尽管他们中许多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哈伊姆·魏茨曼这个年轻的犹太教笃信者却坚称：“我们的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是相通的。”187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海边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门”），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埃德蒙男爵在巴勒斯坦地区资助俄国犹太移民建立了农业垦殖村庄“里雄勒锡安”，他捐助的款项总共高达六百六十万英镑。和蒙蒂菲奥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买下耶路撒冷的城墙。1887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赛尼与其达成协议，但后来又泡汤了。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进行了努力，侯赛尼·谢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最终还是断了他们的念想。
1883年，早在赫茨尔的书出版之前，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第一波移民潮中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俄国。19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同样还吸引了不少波斯犹太人，80年代也有不少也门犹太人来到此地。这些人都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例如，来自布哈拉（Bckharan）的犹太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布哈拉区，该区被很精心地用栅栏围了起来，其建筑很宏大，有的是新哥特式，有的是新文艺复兴式，还有一些摩尔式的大楼则被设计成类似中亚城市建筑的样式。＇1＇
1897年8月，赫茨尔在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后他在日记中引以为傲地说：“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就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将会受到普遍的嘲笑。也许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会看到它的实现。”他们确实看到了，而且距他所言只差五年。赫茨尔成了一个新型政治家和宣传员，坐着欧洲的新铁路到处去游说那些国王、部长及出版业巨头。他那被无节制使用的健康恶化了，并向他提出了挑战，而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很可能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
赫茨尔相信犹太人的建国不能依靠最下层的居民，而是要靠皇帝的赐予和财阀的资助。罗斯柴尔德和蒙蒂菲奥里一开始都对犹太复国主义很不屑一顾，不过最早的几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却都有弗朗西斯·蒙蒂菲奥里男爵，也就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的侄子在做点缀，“此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英国绅士”，“在瑞士那炎热的夏季里竟然戴着白色手套，因为他要握的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赫茨尔需要一个有权势的人去与苏丹进行交涉，他坚信他的犹太国应该是讲德语的，因此，他把目标转向一个现代君主的典范——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正在计划一次东方之行，即先去见苏丹，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圣墓大教堂旁边新教堂的落成典礼——新教堂所在地已经被转让给了他父亲腓特烈皇帝。实际上，威廉的计划远不止这些，他为自己与苏丹的外交活动感到自豪，还将自己视为前往圣地朝圣的新教教徒。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为土耳其帝国提供德国的保护，提升他的新德国的威望并抵制英国的影响。
“我要去见德国皇帝，并对他说‘让我们的人民离开吧’”，赫茨尔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决心将他的犹太国建立在“这个伟大、强盛、尊奉道德、统治完美、组织严密的德国支持的基础上”。他认为，“通过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很可能会再次喜欢上这个德国。”
威廉：我的帝国的寄生虫
德国皇帝不可能是犹太人的捍卫者，当他听说犹太人可能要被安置在阿根廷时，他说：“哦，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人也送到那里就好了。”当听说了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他写道：“我非常支持这些说犹太德语的人前去巴勒斯坦，他们越早被清除越好。”尽管他定期会见德国的犹太工业家，并与犹太船主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成了好朋友，但是从内心来说，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到处嚷嚷着要反对犹太资本主义这个有毒的九头蛇。他认为犹太人“是我的帝国的寄生虫”，“正在扭曲和腐化”德国。几年之后，作为一个被废黜的君主，他提出用毒气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建议。然而，赫茨尔当时却感觉到“这个反犹主义者正在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
赫茨尔必须要渗入德国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