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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蒙蒂菲奥里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慈善家，却不是最有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会通过他这个渠道把钱转到耶路撒冷，而他的救济院也是在美国新奥尔良大亨犹大·图罗的资助下修建的。1825年，图罗曾支持在纽约北部尼亚加拉河的格兰德艾兰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项目失败后，他留下六万美元让蒙蒂菲奥里用于耶路撒冷。185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一所当地急需的犹太医院，在1856年访问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又建立了一所犹太女子学校，该学校遭到正统派犹太人的反对，随后该校被其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接管，莱昂内尔以其过世女儿的名字将其重新命名为“埃维莉娜”。不过，耶路撒冷最大的工程要数犹太区靠近胡瓦会堂的提法利特以色列犹太会堂。该会堂是由以巴格达的鲁宾和沙逊家族为主导的世界各地犹太人集体出资修建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圆顶会堂是犹太区最高的建筑，1948年被毁之前它一直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活动中心。亚美尼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石油大亨古尔本基安家族。古尔本基安家族经常到耶路撒冷进行朝拜，他们在亚美尼亚修道院建造了古尔本基安图书馆。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1859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为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耶路撒冷”，“这里到处都是人和尘土”。当步行来到圣墓大教堂时，他“饱含眼泪和情感”，而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哭泣”。俄国沙皇和这个大公还曾经计划过对耶路撒冷进行文化攻势，一份外交部的报告宣称：“我们必须在东方展示我们的存在，但不是通过政治，而且通过教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使命也必须在那里”。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学会和俄国轮船公司，目的是运载来自敖德萨的俄国朝圣者。他还视察了占地18英亩（约7。3万平方米）的俄国人的地皮，在这块场地中，罗曼诺夫家族开始修建一个小型的有莫斯科风格的小镇。＇1＇很快，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朝圣者越来越多，因此罗曼诺夫家族只好额外搭建帐篷来供他们住宿。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1862年4月1日，阿尔伯特·爱德华，这个胖胖的、二十岁的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一百个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骑马进入耶路撒冷。
王子暂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大营里，他非常兴奋，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的刺青。他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英国国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德华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感觉，即耶路撒冷不知怎地成了英国的一小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和考古猜想的书籍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新的研究过去的历史科学，而且成为掌控未来的一种方式。难怪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仅成为一种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考古学成了服务上帝的一种科学，因为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们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才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2＇法国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总理们也都热心地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挖掘事业。就像在20世纪的太空竞赛中要拥有英雄般的宇航员一样，在考古学领域拥有著名的专家也很快成为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考古学家们被虚夸为历史的征服者和科学的寻宝者，一个德国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威尔士王子的访问激励了一个身着红色大衣的英国官员和考古学家查尔斯·威尔逊上尉对耶路撒冷的考察。威尔逊在靠近西墙的链街下的隧道里发现了希律王时期修建的穿过提罗皮恩谷到达圣殿的大桥的拱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该拱门现在以“威尔逊拱门”之名为人熟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865年5月，一群显贵在维多利亚女王和蒙蒂菲奥里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这些人当中既有外交秘书罗素伯爵，也有阿盖尔公爵，沙夫茨伯里不久之后便成为了该基金会的主席。该团体的章程这样写道：自爱德华一世起，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将整个叙利亚的大门敞开，供基督徒进行探访”。在第一次会议上，约克大主教威廉·汤普森宣称：《圣经》给了“我试着生活的法则”以及“我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你和我，它曾经被赐予以色列的先祖们。这块土地将会传来我们获得拯救的消息，我们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样看待这块土地，就像看待我们亲爱而古老的英国一样”。
1867年2月，二十七岁的皇家工程师查尔斯·沃伦中尉开始了该团体考察耶路撒冷的行动。然而，耶路撒冷人对所有在圣殿山周围进行的挖掘活动都持敌视态度，所以他就租用了圣殿山附近的小块地皮，并穿透岩石开凿了二十七口竖井。沃伦挖掘出了耶路撒冷第一批真正考古学意义上的文物：一个有“属于国王”印记的希西家国王时代的陶器、圣殿山下面的四十三个地下储水池、位于俄斐勒山上被他认为是大卫王进入耶路撒冷市的通道的“沃伦的竖井”、沿着西墙的隧道里面的“沃伦的大门”（该门是希律王时代圣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随后发现的老山洞会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考古学家是新科学魅力的典型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伦找到了古老的希律圣殿的蓄水池，并且还乘坐一个由几个木门做成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着时髦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女士们坐着篮子被下放到他的竖井里，她们看到眼前的《圣经》景象，不禁狂喜而昏厥，往往必须解开紧身胸衣才能让她们苏醒过来。
粗鲁的欧洲游览者嘲笑犹太人在西墙边的“最庄严的集会”，认为那就像一个“闹剧”，这使犹太人感到气愤。沃伦则很同情那些犹太人，他认为，这个“地区必须是交由他们治理”，这样最终“犹太公国很可能会在列强担保下独立成为王国”。＇3＇法国人在他们考古学方面的抱负上表现得过分自信，他们的首席考古学家费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个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称城墙北边的王陵属于大卫王，而实际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亚波纳女王的陵墓。
1860年，穆斯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了很多基督徒，原因在于他们被苏丹颁布的支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这次行动只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行动：拿破仑三世派出军队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并再次宣称这片土地是在查理曼、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的弗兰西斯国王手下保存下来的。1869年，在法国出资支持下，埃及在一个由法国皇后尤金妮、普鲁士王子腓特烈以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出席的庆典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不被英国人和俄国人超过，普鲁士的腓特烈乘船到达雅法，然后乘车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让普鲁士在对教堂的争夺和考古竞争中大出风头：他购买了十字军时代拉丁人的圣玛利亚教堂遗址，该教堂与圣墓大教堂离得很近。腓特烈（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亲）对自信满满的考古学家提图斯·托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动表示支持，托布勒曾宣布：“耶路撒冷必须是我们的。”返回雅法时，腓特烈与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不期而遇，约瑟夫不久前才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人打败。两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
弗朗茨·约瑟夫在一千名土耳其卫兵的护送下飞奔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卫兵包括拿着长矛的贝都因人、带着步枪的德鲁兹人、赶骆驼的驼夫，此外，他还带着一个巨大的银床，这是苏丹赠送的礼物。皇帝记载道：“我们下了车”，当大卫塔上的礼炮鸣响时，“我跪在路边亲吻着土地”。他被“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那样”这种情感征服了。但是，奥地利人就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也在购买一些建筑以推动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视察了巨大的土木工事，这个工事就是在苦路上建立的一个奥地利救济院。
土耳其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写道：“我将来绝对不容许为了那些疯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将任何道路设施加以改善”，“因为他们到时会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疯人院”。但土耳其人却还是特别为弗朗茨·约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条新路。这种建造“基督徒疯人院”的势头是挡不住的。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查尔斯·沃伦上尉，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场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