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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上帝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其士兵在圣墓大教堂中拉响了警报。颇不平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是在同一天。那些修士们不单单准备好了他们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将会率先进行他们的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他们的祭布铺在了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了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是已经太晚了。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进行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又在哪里。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经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了打斗，他们挥舞着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如十字架、烛台、灯等都成了打斗的工具，直到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以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了圣墓大教堂周围。
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那些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全欧洲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行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朝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一个法国修士注意到，在其中一个特定年份里，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个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四溢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同时被这两个处于社会两级的人群所分享。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们都将自己视为拜占庭末代皇帝的继承人，将莫斯科视为第三个罗马。大公们采纳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记和一个新头衔：沙皇。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大汗及随后的奥斯曼苏丹开战时，沙皇将俄帝国的行动升级为神圣的东正教圣战。在俄国，东正教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俄国特性，不仅仅是沙皇，就连偏远的小农也在协助东正教的传播，而这些人都对耶路撒冷特别尊崇。有这样一种说法：俄国教堂独特的洋葱式圆顶就是在试图模仿绘画作品中耶路撒冷的教堂样式。俄国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微型耶路撒冷。＇6＇每个俄国人都相信，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为死亡和救赎作准备的关键部分。
尼古拉一世吸收了这个传统，他是凯瑟琳大帝嫡亲的孙子，彼得大帝的继承人，这两个人都曾把自己荣升为东正教及圣地的保护者。而俄国农民也将自己同东正教和圣地联系在一起：当尼古拉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毫无征兆地死去后，他们便认为尼古拉有必要以一个普通隐士的身份去一趟耶路撒冷，这是关于这个末代皇帝传说的现代版本。
尼古拉是个严厉的保守主义者、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在所有涉及艺术的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庸俗（他任命自己为普希金的私人审查员），现在他认为自己在“上帝委托给我们俄国”的事业中对他所谓“俄国人的上帝”是负有责任的。这个严守纪律的人以自己曾在军队的帆布床上睡过觉为傲，他统治俄国时就像一个苛刻的教官。作为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尼古拉曾令英国社会惊异不已，一位女士这样描述道：“他魔鬼般英俊，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的头发掉完了，一个大肚子从他那仍旧紧束的高腰和紧致的军人般的屁股之间凸显出来。与他那身体状况不佳的妻子过完三十年幸福婚姻生活后，他最终有了一个情妇，那是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女。虽然独揽俄罗斯大权，但尼古拉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无能，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能还是政治方面的无能。
数年来，尼古拉小心地运用着他的个人魅力劝说英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他称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希望能够解放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省份并监管耶路撒冷。不过现在尼古拉这个人已经不能再打动英国了。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使他对外界事务不再敏感，并变得没有耐心。精明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这样写道：“我不觉得他很聪明”，“他的思想还处在未开化状态”。
在耶路撒冷，街道上闪烁着俄国王公和将军们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肩章，同时，到处都是穿着羊皮和工作服的成千上万的农民朝圣者，他们都是受到尼古拉的鼓励前来的。尼古拉还派遣了一支教会使团来与其他欧洲人进行竞赛。英国领事向伦敦方面发出这样的警示：“俄国人能在复活节的一夜之间在耶路撒冷城内武装起一万名朝圣者”，并占领该城市。与此同时，法国继续推行他们保护天主教徒的工作。1844年，芬恩领事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耶路撒冷现在是法国和俄国的兴趣中心所在。”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并非所有的俄国朝圣者都是士兵或农民，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所追寻的救赎。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还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其剧本《钦差大臣》及小说《死魂灵》而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的写作。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但是他却发现那里充满了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我的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了。”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他：“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不过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了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了他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因为后来，当他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是面部朝下的。
这种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偿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也因其耶路撒冷综合征的紧张而备受折磨。他的家族里出现过精神错乱的人，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这样写道：“随着年代的流逝，保罗（尼古拉的父皇）身体上的一些特性便展现出来了。”发了疯的保罗就像他祖父彼得三世那样被刺杀了。如果说尼古拉还远没有精神失常的话，他此时开始显现的便是其父一些顽固易冲动的过度自信。1848年，他原本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却因欧洲爆发的革命而被迫取消计划。他成功地平定了反对其邻国哈布斯堡皇帝的匈牙利叛乱，享受着“欧洲宪兵”的美誉，但是，法国大使写道，尼古拉开始“被莫斯科民族的谄媚、成功及宗教偏见宠坏”。
1847年10月31日，伯利恒圣诞教堂岩洞大理石地板上的银星被人砍掉后偷走了。这颗银星是18世纪时由法国人捐赠的，现在，很显然，它是被希腊人偷走的。于是，修士们在伯利恒展开了一场争斗。在伊斯坦布尔，法国人声称他们有权利替换伯利恒的银星并修缮耶路撒冷的教堂屋顶；但俄国人称这是他们的权利。双方都援引了18世纪的条约作为证据。争闹持续升温，直到变成两个皇帝之间的斗争。
1851年12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人平淡得令人费解，但在政治上却异常机敏，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通过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准备将自己加冕为拿破仑皇帝三世。波拿巴这个女性化的冒险者留着明显打了蜡的小胡子，但并不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那过大的头颅和过小的躯干上分散开来，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却是第一个现代政治家，而且他知道他那脆弱的新帝国需要天主教的声誉，并在国外赢得胜利。尼古拉则将这次危机看作是通过为“俄国人的上帝”拯救圣地而巩固其统治的好机会。对于这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皇帝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在天堂和凡间获得荣耀的金钥匙。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传道者与掠夺者贝都因人夹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中间左右为难的苏丹，试图通过1852年2月8日颁发的敕令解决争端，以确保东正教对教堂的最高权威，同时让天主教徒作些让步。但是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比俄国人软弱，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主张追溯到拿破仑一世入侵，与伟大的苏莱曼结盟，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国王，甚至查理曼。拿破仑三世在威胁土耳其人时，派了一支名为“查理曼”的战舰，并非巧合。11月，苏丹终于屈服，并把最高权威赋予了天主教徒。尼古拉一世被激怒了，他要求恢复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权利，并缔结俄奥联盟，这样就可以将奥斯曼帝国置于俄国人的保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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