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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茨伯里已经三十九岁了，头发卷曲，长满胡须，是维多利亚时代新英国人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热心十足的贵族，致力于改善工人、孩童和精神病人的生活。他还是个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的“音节从头至尾都是上帝的言语”。他确信充满活力的基督教会促进全世界的道德复兴，并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在英国，清教徒的千禧年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直到后来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所压倒，但是这种学说却在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当中保留了下来。现在，它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人暴动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英国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乐于接受虔敬、名望以及《圣经》的确定性，认为它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景象之下汹涌猛烈的物质主义的解毒剂。
建立于1808年的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现在发展得欣欣向荣，这部分归功于沙夫茨伯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摄政时期的享乐者墨尔本勋爵发出了这样的牢骚：“所有的年轻人都对宗教越发疯狂”。墨尔本曾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担任首相。福音派信徒坚信永久救赎可以通过耶稣个人的体验与福音（希腊语中是evangelion，意思是“福音”）得以实现，因此都期望基督再临。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清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相信犹太人的回归和改宗可以创建一个圣公会的耶路撒冷和天堂之国。他为帕麦斯顿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世上）存在着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上帝用他的智慧和怜悯指引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国土的国家。”＇2＇
帕麦斯顿指示耶路撒冷副领事杨说：“一般来说，给犹太人提供保护是你职责的一部分。”同时，他让他的大使转告高门＇3＇，说他“强烈建议苏丹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机会鼓励欧洲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1839年9月，杨建立了伦敦犹太人布道会耶路撒冷分会。沙夫茨伯里为此欢欣鼓舞，他在日记里提道：“上帝之子的古老城市将要在世界国家之林重新获取它的地位。我会永远记得是上帝把这个想法植入我的头脑的，为了其荣耀构想了这个计划，上帝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力量，而且为眼前的处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使它重享上帝的荣耀。”沙夫茨伯里的图章戒指上刻有“为耶路撒冷祈祷”的字样，同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另一个热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也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摩西在新买的上衣的袖子上贴上了“耶路撒冷”的字样，他的马车上、图章戒指上，甚至床上也都刻有这几个字，耶路撒冷就像他的护身符一样。1839年6月，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妻子朱迪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带着手枪用以保护他们在伦敦筹集到的现金。
当时耶路撒冷瘟疫肆虐，所以蒙蒂菲奥里在城外的橄榄山住下，他在那里接待了三百多个来访者。瘟疫消退后，蒙蒂菲奥里骑着市长借给他的白马进了城，前来倾听人们的诉求，并分发救济品给那些贫困潦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三种宗教的信众都对他和他的妻子表示了热烈欢迎，但是，前往南部访问希伯伦的圣所时，他们却遭到一个穆斯林暴徒的袭击。多亏了奥斯曼军队的介入，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气馁，当他离开时，这个重生的犹太人、一心一意拥护帝制的人，展示了与沙夫茨伯里相似的，当然也有所不同的弥赛亚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哦，耶路撒冷”，“祝愿这个城市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赶快重建起来。阿门”。
沙夫茨伯里和蒙蒂菲奥里都相信大英帝国有神的福佑，相信犹太人会回到锡安。福音派热忱的正当性和犹太人梦想耶路撒冷复生的热情彼此吻合，形成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一种执念。刚好在1840年的时候，画家大卫·罗伯茨从巴勒斯坦归来，他适时地向公众展示了他大受欢迎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艳丽奢华的东方耶路撒冷形象，这些形象正与英国文明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恢复统治的愿望相吻合。犹太人迫切需要英国的保护，因为土耳其苏丹和阿尔巴尼亚人同时颁布的关于宽容的承诺起了冲突，从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反应。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
1840年3月，有七个大马士革犹太人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基督教修士及其穆斯林仆役，目的是用他们的血在逾越节进行祭祀。这个想象中的猜测便是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血祭诽谤”首次出现是在12世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英国牛津，当时，六十二个犹太儿童因此遭到拘捕，并受到折磨，为的是迫使他们的母亲将“隐藏血的地方”找出来。
蒙蒂菲奥里爵士刚刚才回到伦敦，但听到此事后，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马上发起了营救大马士革犹太人的活动，试图将他们从这种中世纪的迫害中解救出来。在法国律师阿道夫·克雷寥（Adolphe Cremieux）的协助下，蒙蒂菲奥里火速赶到亚历山大港，去游说穆罕默德·阿里，让他释放这些犯人。但是，几周后，希腊的罗德岛上又发生了一起“血祭诽谤”案。蒙蒂菲奥里又乘船从亚历山大港赶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受到土耳其苏丹的接待。他劝说苏丹颁布一个敕令，明确否认“血祭诽谤”的真实性。那是蒙蒂菲奥里最光辉的时刻——不过，他的成功既取决于他的国籍，也取决于他那通常比较沉稳的交际手腕。那个时候在中东地区，做个英国人正赶上好时候。
土耳其苏丹和穆罕默德·阿里都竞相争取英国人的支持，使他们的权力保持平衡。耶路撒冷仍旧处在控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的红色易卜拉欣的统治之下。法国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英国也试图在维持奥斯曼统治的同时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说如果易卜拉欣能从叙利亚撤出的话，就把巴勒斯坦和埃及给他，这其实是笔很不错的交易，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无法放弃那个最高的奖赏——伊斯坦布尔，因此拒绝了。易卜拉欣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于是帕麦斯顿转而建立盎格鲁奥地利奥斯曼联盟，并派出他的炮舰，在海军准将查尔斯·纳比尔（Charles Napier）的率领下炮轰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在英国人的威力面前屈服了。
红色易卜拉欣过去曾将耶路撒冷向欧洲人开放，并永久地改变了它，但是现在，为了换回他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他放弃了叙利亚和这座圣城。＇4＇法国人因受到帕麦斯顿胜利的羞辱，便设想着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自由之城”，这是第一个建立国际化锡安的提案，不过在1840年10月20日，苏丹的军队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内，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成了荒地，覆盖着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刺的梨状仙人掌。那里只有大约一万三千名居民，其中大约五千名是犹太人，犹太人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俄国犹太移民的进入，以及加利利的萨费德地区地震后，来自那里的大量难民的涌入。
帕麦斯顿离开了外交部，接任的是阿伯丁伯爵，阿伯丁命令副领事杨停止执行沙夫茨伯里福音派关于犹太人的方案，不过杨却对此熟视无睹。当帕麦斯顿重新掌权时，他命令这个耶路撒冷领事“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接收所有向你发出请求的俄国犹太人”。
与此同时，沙夫茨伯里也劝说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辖区及教堂。1841年，普鲁士（其国王曾建议建设国际化的基督教耶路撒冷）和英国联合任命了第一任新教主教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是改宗了的犹太人。于是，英国传教士们在他们对犹太人的传道中变得更加积极。1841年，在雅法门附近的一个英国基督教堂开堂典礼上，三个犹太人在英国领事杨的面前接受了洗礼。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苦是非常值得同情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写道，犹太人生活得“像只在颅骨里面居住的苍蝇”。不断膨胀的犹太社区极其贫困，没有任何医疗救护，不过他们却可以得到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医生的免费治疗，这吸引了一些犹太人改宗。
沙夫茨伯里沉思着说道：“我会因锡安有一个都城而高兴，因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堂而高兴，因希伯来民族有一个国王而高兴。”一夜之间，耶路撒冷便从一个被居住在俗丽宫廷中的龌龊帕夏统治的阴暗废墟，转变成一个有众多佩有金色饰带和珠宝的显贵人物出入的城市。自13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没有一个拉丁主教，而东正教的主教则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不过现在，法国人和俄国人开始着手帮助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但是，代表着帝国雄心的正是那七个趾高气扬的、官位较次的欧洲领事，他们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目空一切的自大。在高大威猛的保镖——也就是穿着鲜亮的深红色制服，配着军刀和厚实的金色指挥棒，重重敲击路边的鹅卵石在街道上清场的领事馆警卫员——的护送下，这些领事庄严地穿过市区，迫切想凭借任何托辞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到那些备感烦恼的奥斯曼总督身上。奥斯曼帝国的士兵甚至要在这些领事们的孩子面前起立。自命不凡的奥地利和萨丁尼亚领事要更傲慢些，因为他们的君主声称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不过没有哪个人比英国和法国的领事更傲慢或更小气。
1845年，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接替了杨的位子。芬恩在将近二十年时光内几乎和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权力一样大，但是道貌岸然的干涉者触怒了英国贵族和奥斯曼帕夏，甚至惹毛了各国的每一个外交使节。他无视来自伦敦方面的命令，为俄国犹太人提供英国方面的保护，但是�